文档介绍：黄仁宇说: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端在“闭户造车”。实行之程度,视其向下级施用压力是否有效。虽然标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旨在背叛道德。笔者与李老博士(即李约瑟)商讨之余,认为中国之产生官僚主义,实因地理需要。中国因须治理黄河,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水旱诸灾,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在公元前3世纪即革除封建制度,构成政治上的统一。接自《放宽历史的视界》 P64
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作前导,着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
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纪至17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
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
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年则令民间海舶,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
凡此多端,其重点在保持全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
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
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
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19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
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其工商业及经济方面前进之部门,则恰为政府征发不及之处。
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其经济基础为“单元”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多元”经济,甚至较前进经济为基础之政权。是以明代经济政策,符合当日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
今日因时代过远,资料不全,我们对秦汉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格已无从分析。但是翻阅一般史料,则发现以下的几个特征非常清楚:
财政体系的效率,有赖皇帝及执行者由上至下加压力,其工具是政治权威,而不是经济因素。
这种效率在军事行政成功时其成功性的公算高,然则压力过高也可能引起叛变。
缓和压力时,则又有无意之中鼓励地方分权,造成割据独立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