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历史教学论文: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