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海瑞,一个迷失的模范官僚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张进扬
【学科分类】未分类文章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万历十五年是这样的奇特。
1587年,史书中的大明帝国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两个人死了——戚继光、海瑞,一个人罢工了——此前满腔热血、一身抱负的万历皇帝,从这一年开始,彻底不上朝了。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年份,却是大明帝国转折的开始。
黄仁宇,一个以其睿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将1587年作为横切片,从不甚为人注意的末节,将明朝的衰亡置于中国历史的大循环和它独特的文化连续性中进行阐述,并敏锐的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无论是万历朱翊钧、首辅申时行、张居正还是总兵戚继光,他们个人光辉的极耀也无法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一切都归咎于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们尊重,也被人们遗弃,他的政治措施常引起极大轰动,却为文官集团所排斥,他充分重视法律,又始终迷信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就是海瑞。
道德是最大的法律
朱元璋创建明朝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立法上的限制也及其严格。甚至洪武皇帝还亲自编写了《明大诰》,以案例的方式阐述严刑峻法的缘由。明朝的农村有着自己的乡约,村内设“申明亭”、“旌善亭”,前者是德高望重的老者乡绅处理民事纠纷的场所,后者是表扬村民高尚德性的地方。耋老乡绅不能解决的纠纷多数是刑事案件,对此,政府沿用“***者死”的古老立法原则对其进行立法技术上的简化处理,这在百姓心中塑造了清官万能的印象,却回避了疑难案件的复杂性。朱元璋这一套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的政策及立法措施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发育却俨然在二百多年后的海瑞的司法理念中具备宪法性质的效力及理论依据。海瑞任南直隶巡抚期间,最多每天能收到三千多张诉状,他居然全部审结,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其自由心证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在我看来,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这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简单的法律思维不能应对复杂的因素及多元的关系。从海瑞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他不仅出于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他说,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恰恰暴露出海瑞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依据无非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然而以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制度是改革的桎梏明朝以道德代替法律,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指摘,但在现代,一些人们以为西方的法律是道德的根源,又何尝不是一种误解呢。
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观察,所谓的民主及自由都不能脱离每一个国家历史和地理的因素。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基于“市民特权”,我们庞大的明帝国从一开始定位在一个庞大的小自耕农组成的社会,在社会中以保持简朴、中庸、平稳为首要目标。这来源于庞大文官集团的统治,以道德代替法律,以抽象模糊代替精确求实,不鼓励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本朝开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