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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民进城是一件外有政策促动、内有利益驱动的大好事。但是,欠发达地区流出的农民工却沦为最低弱势阶层,尝尽人间各味。本文列举了部分现象,着重从相关法律体系欠完善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当构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鼓励他们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主张。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
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城乡二元结构”却反其道而行之,障碍农民工,使农民工地位低下,尤其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已经沦为最弱势群体。
一、欠发达地区输出大量农民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农业借助工业技术,发展起来。农村出现了富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发达地区工业体系成熟,基本就地消化了当地的各种就业人员,而欠发达地区则只能输出大量农民工,以求在外部寻找出路,转移农村劳动力。
按照国家统计的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农村劳动力目前的总数估计是5亿。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都是要劳动的,如果再把这部分人按“半劳动力”计算的话,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总数就是6亿多。以今天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按农业生产资料现有科技含量,现有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减去政策性退耕耕地,只需要1亿多劳动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近5亿劳动力都需要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成为农民工就是主要途径之一。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01年我国进城务工人员仅为9400多万人,%;估计今后每年要以500万人的速度增长。
由于缺乏教育和科技投资,文盲、半文盲比重很大,非文盲中85%以上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约5%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市场经济知识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知识因素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例之小,显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预示着农民就业的难度。
能大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载体主要是多元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其突出特点是投入集中,规模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积极成功的财政政策没能与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相完全配合,直接影响了大容量劳动密集型就业载体的培育;税收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协调乏力,影响调动社会各方面支持大容量就业载体的生存。这种不以农民变市民为主的城镇化推进方式,造成我国城镇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
在工业化过程中,沿海地区发挥其区位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政策优势等各种优势,大量吸引外资,迅速建立起一个比较先进的外向型的工业体系。由于市场竞争,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原来依托自然资源的,欠发达地区资源输出型工业受到重创,纷纷破产、停产或萎缩。此涨彼落,差距迅速加大。欠发达地区原有的,较薄弱的工业体系更加难以发展,大部分目前只能勉强应付本地城市人增长的就业,有的甚至吐出劳动力,根本无法大量吸收农民工。
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利益的偏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中央政府利用价格杠杆,驱使农业支持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