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回顾反思展望
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出于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形成一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文化自觉。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喜多村和之教授曾经提出衡量“大学国际化”的三条标准,即“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他认为,“大学国际化”既是衡量一国大学教育水准的标尺,又可视为一个过程——即一个为达到大学教育的“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而努力的“全部过程”。
那么,艺术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即出于艺术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广大艺术院校所开展的旨在提升自身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的行为及过程。
据了解,我国各级各类艺术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几乎全部都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经验。这其中不乏取得引人瞩目成绩的机构,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艺术院校的国际交流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其职能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此,记者旨在对艺术院校国际交流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对现状进行反思,也对艺术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进行展望。
回顾——
艺术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世今生
艺术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回顾
应该说,中国艺术在数千年的传统中,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中,国际化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这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形成鲜明对比,文艺复兴的原初动力来源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开放,进而带来欧洲诸多国家之间科学与艺术的国际化思潮。随着封建社会的衰亡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引入,中国艺术在20世纪初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可以说,中西艺术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脱离旧形态的大变动背景下的冲撞与融合,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国际化”。这种最朴素的“国际化”思想,为中国艺术带来了三个重要影响:
一是以“中西融合”的思想改良中国艺术的各种思潮兴起,对应于前文所提出的“通用性”。这一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叔同先生,1917年,李叔同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与吕微、陈独秀等关于“美术革命”的讨论,探讨如何改良中国画。当然“美术革命”不只是艺术问题,也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后来又有徐悲鸿、李毅士和徐志摩等如何看待西洋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的论战。
二是以“中西独立”的思想将中国艺术引向国外,保持中国艺术的本色,让世界了解中国。反过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将原汁原味的西方艺术引入国内,与中国艺术交相辉映,让中国拥抱世界,对应于前文所提到的“交流性”。
三是以“中西互补”的思想借鉴其他国家的合理成分,进而激发创作灵感。通过互相吸收与借鉴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人类艺术文化。对应于前文提到的“开放性”。
再回到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国际化的话题上,我们发现,尽管艺术教育国际化已逾百年,各种形式推陈出新,但从“国际化”的动因上看,我们仍然是按照以上三种路径来策划推进艺术教育的国际化,即“方法层面的通用性”、“执行层面的交流性”,以及“思想层面的开放性”。
我国的艺术教育国际化大致经历了以下历程:
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形成,艺术学科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50到70年代,高等艺术教育国际化开始转向,主要合作国家开始从西方国家转向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新获得独立的国家,合作领域主要在中文、音乐和美术等少数学科。
文化部、教育部依据相关文化交流协议,邀请国外知名艺术家来华讲学。如1954年1月,苏联声乐学家普·梅德韦杰夫首次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公派优秀学生到友好国家留学,诸如此类的活动时有发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艺术院校的师生也开始了与国外艺术家、教育家等的交往,从而开始了解西方艺术流派,既开阔了眼界,也使专业水平得以提高。当时公派出国的学生无疑是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回国后也担负起了各自领域的重任。如中央音乐学院的吴祖强、郭淑珍、刘诗昆,上海音乐学院的黄晓同、徐乐懿,沈阳音乐学院的柏林、王振山,北京电影学院的周坤、吕志昌、汪迪,南京艺术学院的张华青,等等。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各院校的国际交流活动蓬勃发展。当时国家鼓励各院校自主邀请国外专家,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也给予高校开展国际交流工作一定的资金支持。于是,有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到国内各艺术院校从事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各院校还聘请了长期留任的外教专家;我国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形式也呈多样化:既有国家和单位公派留学的,也有自费出国留学的;到我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也逐年增多;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专家学者到中国进行讲学、演出等;各艺术院校的国际交流活动非常频繁;国际交流的深入开展对各院校课程设置、教学改革与国际接轨以及师生专业水平的提高等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艺术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扫描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