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九章论中国经济问题
 
 
神仙会
 
公元一九九九年四月四日,正是反物质世界――神仙世界的“反历”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反省节”,已仙逝的名流管仲、晏婴、商鞅、计然、范蠡、白圭、孟轲、司马迁、桑弘羊、贾谊、晁错、王安石、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魏源、容闳、李鸿章、胡雪岩、盛宣怀、郑观应、张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在四川丰都鬼城聚会反思阳间经济思想、活动的得与失。与会期间,他们时而魂游峨嵋,时而乘风而至蓬莱,浪迹天涯,逍遥自在,或为赋作诗,或高谈阔论,或抒发人世情感,或纵评三千年来的民生经济;这其中虽不免生出好恶、歧义,但好在诸神仙胸中全无滞碍,因而没有人世间的纷扰争执和烦恼忧愁。胡鱼有诗赞曰:
朝看园中花草开,
暮随孤鹤倚云台。
俗轻道重伴吕祖,
人少酒多皆李白。
煅铁成金笔底字,
摧枯拉朽胸中才。
书生自古多磨难,
姑射神人月下来。
却说在神仙会中,邹容对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经济决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
“秦始皇以集权主义统治天下,严刑峻罚,世袭帝位,设置郡县,焚书坑儒,虽在当时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有进步的意义,但百代皆行秦政制,天下被其毒久矣;他使得专制日酷,王朝腐败,百姓受屠戮,文化被扼杀,民族的创造力和生机窒息殆尽,到二十世纪以至于被列强瓜分豆剖!论罪责嬴政当为祸首!
在经济方面,秦始皇抑制工商,搞国家垄断经营,也开了后世之先河。他不仅限制私商,还对工商业者严厉打击,把商贾等同于罪犯,将其迁到最偏远地区居住,并且重征徭役。”
梁启超补充说:“管仲首创了盐铁官营的制度,商鞅、韩非重农抑商,抑制的是私商。秦汉时期皆打击商人,以后,商贾要末寻求官府庇护,要末官僚为商,官商合流,弄得政治腐化堕落,权钱结合,商场畸形发展,污浊不堪!古代不仅盐铁兵器等重要物品官营,就连日常用品、宫廷玩好往往也官家垄断,其产品即使粗制滥造,百姓也只得高价购买。因此,官营大都无效率、成本、市场的观念,造成了物品短缺、不讲实用、技术停滞等痼疾。
”
邹容接着说:“任公讲得好!我中华不能国富民强,在于无民族之工业;无民族之工业者,在于不能鼓励竞争,优胜劣汰,不能让私营的工商业者、让众多的百姓获取利益,承担风险!这是自秦始皇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秦始皇还搞了一个‘名田制’,他在全国统一后颁布‘自实田’的律令,令拥有土地者向官府报告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从法律上、名义上承认了土地私有,但秦始皇的贪婪和繁税重赋使得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卖掉土地,地主则乘机收购兼并,把土地聚于一身;因此,名田制名为共有,实为少数地主官僚私有,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剥削制度。到汉朝,文景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从文化上把一个大好中华搞得万马齐喑,僵化保守,民智堕落。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呀!中国由此形成了淘汰精英的文化机制,凡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皆无立锥之地!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加强专制相对应的是,汉武帝在经济上也强化了控制,他下令盐铁专卖,后来发展到酒类也专卖,不准私人酿酒!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的作为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比如还形成了系统的‘经济专制’的理论――轻重论,也出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可惜不被采纳。就这些,桑弘羊、晁错、司马迁先生可否一述?”
晁错:“所谓‘轻重’,指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支配能力的大小。汉初托名而成的《管子》称:轻重之势,是‘王者的大辔’,是‘民无不系于上’的‘国权’、‘君柄’;只有经济上掌握了‘轻重’,政治上的‘势’才能确保,否则,就只不过是‘名罗于为君’而已,毫无实际的权势可言。为取得轻重之势,《管子》一书主张‘杀征商贾之利’,即剥夺商人的利益,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替而代之的便是由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这种国有官营、政府干预、政企不分的思想的确在历史上影响至巨,恐怕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过,我当时是支持轻重论的,我的其它的主张也有一些错误,如我否认珠玉金银作为货币的作用,认为它们‘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会影响国家推行的贵本贱末的政策,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我这完全是小农自然经济的观点,不懂得商品的属性和货币的属性,不懂得商品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也不懂得使用价值不仅仅在于食和衣两个方面。可是,历代统治者以我的错误观点为依据,否定商品货币经济,维护自然经济,由此来说,我的错误大矣!还有,我极端地重农贵粟……”。
商鞅:“晁错弟不必过于自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起重农贵粟,应首推我商鞅呀!我第一个提出
‘本末’概念,以农为本,以工商业、游谈业为末;为了贯彻农战政策,我以为必须‘事本禁末’,具体的做法有:用赋税、徭役手段抑制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