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第九章论中国经济问题神仙会公元一九九九年四月四日,正是反物质世界――神仙世界的“反历”二万八千四百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反省节”,已仙逝的名流管仲、晏婴、商鞅、计然、范蠡、白圭、孟轲、司马迁、桑弘羊、贾谊、晁错、王安石、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魏源、容闳、李鸿章、胡雪岩、盛宣怀、郑观应、张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在四川丰都鬼城聚会反思阳间经济思想、活动的得与失。与会期间, 他们时而魂游峨嵋, 时而乘风而至蓬莱, 浪迹天涯, 逍遥自在, 或为赋作诗, 或高谈阔论, 或抒发人世情感, 或纵评三千年来的民生经济; 这其中虽不免生出好恶、歧义, 但好在诸神仙胸中全无滞碍, 因而没有人世间的纷扰争执和烦恼忧愁。胡鱼有诗赞曰: 朝看园中花草开,暮随孤鹤倚云台。俗轻道重伴吕祖,人少酒多皆李白。煅铁成金笔底字,摧枯拉朽胸中才。书生自古多磨难,姑射神人月下来。却说在神仙会中, 邹容对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经济决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 “秦始皇以集权主义统治天下,严刑峻罚,世袭帝位,设置郡县,焚书坑儒, 虽在当时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有进步的意义, 但百代皆行秦政制, 天下被其毒久矣; 他使得专制日酷, 王朝腐败, 百姓受屠戮, 文化被扼杀, 民族的创造力和生机窒息殆尽, 到二十世纪以至于被列强瓜分豆剖! 论罪责嬴政当为祸首! 在经济方面, 秦始皇抑制工商, 搞国家垄断经营, 也开了后世之先河。他不仅限制私商, 还对工商业者严厉打击, 把商贾等同于罪犯, 将其迁到最偏远地区居住,并且重征徭役。”梁启超补充说:“管仲首创了盐铁官营的制度, 商鞅、韩非重农抑商, 抑制的是私商。秦汉时期皆打击商人,以后,商贾要末寻求官府庇护,要 2 末官僚为商,官商合流,弄得政治腐化堕落,权钱结合,商场畸形发展, 污浊不堪! 古代不仅盐铁兵器等重要物品官营, 就连日常用品、宫廷玩好往往也官家垄断,其产品即使粗制滥造,百姓也只得高价购买。因此,官营大都无效率、成本、市场的观念, 造成了物品短缺、不讲实用、技术停滞等痼疾。”邹容接着说:“任公讲得好!我中华不能国富民强,在于无民族之工业; 无民族之工业者, 在于不能鼓励竞争, 优胜劣汰, 不能让私营的工商业者、让众多的百姓获取利益, 承担风险! 这是自秦始皇以来, 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秦始皇还搞了一个‘名田制’,他在全国统一后颁布‘自实田’的律令, 令拥有土地者向官府报告占有土地的数量, 从而从法律上、名义上承认了土地私有, 但秦始皇的贪婪和繁税重赋使得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卖掉土地,地主则乘机收购兼并, 把土地聚于一身; 因此, 名田制名为共有, 实为少数地主官僚私有, 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剥削制度。到汉朝, 文景之后, 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又从文化上把一个大好中华搞得万马齐喑, 僵化保守, 民智堕落。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呀!中国由此形成了淘汰精英的文化机制,凡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皆无立锥之地! 与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加强专制相对应的是, 汉武帝在经济上也强化了控制, 他下令盐铁专卖, 后来发展到酒类也专卖, 不准私人酿酒! 需要说明的是, 汉武帝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的作为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比如还形成了系统的‘经济专制’的理论――轻重论, 也出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可惜不被采纳。就这些,桑弘羊、晁错、司马迁先生可否一述? ”晁错:“所谓‘轻重’, 指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支配能力的大小。汉初托名而成的《管子》称:轻重之势,是‘王者的大辔’,是‘民无不系于上’的‘国权’、‘君柄’; 只有经济上掌握了‘轻重’, 政治上的‘势’才能确保, 否则, 就只不过是‘名罗于为君’而已, 毫无实际的权势可言。为取得轻重之势,《管子》一书主张‘杀征商贾之利’, 即剥夺商人的利益,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替而代之的便是由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这种国有官营、政府干预、政企不分的思想的确在历史上影响至巨,恐怕在二十一世纪还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过, 3 我当时是支持轻重论的, 我的其它的主张也有一些错误, 如我否认珠玉金银作为货币的作用,认为它们‘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会影响国家推行的贵本贱末的政策,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我这完全是小农自然经济的观点, 不懂得商品的属性和货币的属性, 不懂得商品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 也不懂得使用价值不仅仅在于食和衣两个方面。可是, 历代统治者以我的错误观点为依据, 否定商品货币经济, 维护自然经济, 由此来说,我的错误大矣!还有,我极端地重农贵粟……”。商鞅:“晁错弟不必过于自责,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说起重农贵粟, 应首推我商鞅呀!我第一个提出‘本末’概念,以农为本,以工商业、游谈业为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