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诗言志”与“诗缘情”简述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诗言志”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虽然《尚书·尧典》的确切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但其在春秋战国期间已经出现应无可疑。但此时“诗言志”只是“赋诗言志”,即不进行诗歌创作,而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或在外交上表达国家意愿。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就有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道志”。此处之“志”并非诗歌作者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
此后,孟子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逆志”之“志”是诗人之“志”。孟子认为“说诗者”不能因自己言志的需要而曲解诗句原意。孟子在此已经认识到诗歌是诗人的作品,表达的是诗人的情感。所以,有学者说“孟子论诗,是那个时代人朝着诗的本质属性认识迈出的极为关键的一步”[1]。顾颉刚甚至把“以意逆志”称为“诗学的发端”。然而,战国末期荀子又提出了“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 的观点。认为《诗经》的“志”不是诗人自己思想情感,而是儒家治理天下之“道”。
汉代,《毛诗序》发展了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论,其对“诗”的描述凸显了“诗”作为独立文体的地位,创造性的将“志”“情”相连:“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确认了
“诗”表达诗人之“志”的功能。其从“赋诗言志”走向了“作诗言志”,并把“情”、“志”并列而谈,“志”与“情”得到了统一。虽然在情志关系上《毛诗·大序》仍然更侧重于“志”,但是其已经认识到了抒情与言志是密不可分的,并把“情”作为诗歌的内容和创作冲动加以论述,很好的为“言志”到“缘情”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不过,受孔子“思无邪”思想的影响,《毛诗序》对“情”进行了约束,即所谓“发乎情, 止乎礼仪”。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时代动荡,思想活跃,人性觉醒,儒家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宗白华先生曾这样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因而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可见此时文人们已开始关注诗歌的审美特性并努力挣脱儒家诗教束缚。学者一般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已经偏离了“诗言志”,而走向了自由抒情的方向。
“情”、“志”在中国古典诗论中意义区分不大,但并不是没有区别,“志”常用来表达宏伟目标;而“情”往往表达个人之情以及***、特别是男女恋爱之情。因而,“诗言志”的“情”一般指世情,即为群体之情,是在伦理道德规范下的“止乎礼仪”的情,要为政教服务。而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情”主要是“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的物感之情,即个人体验之情,这种“情”并没有“礼”的束缚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因为《文赋》全文未涉及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的内容。其已突破了
“诗言志”“载道”的政治束缚和“礼”之规范,完全肯定和倡导诗歌应具有的审美特性。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缘情而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诸家皆效法之”。同时代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肯定了陆机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汉以前无有也;‘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赋所自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