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粤边游击区的艰苦生活
创业艰难,坚持三年斗争
“创业艰难百战多。”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秋至1937年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革命英雄史诗――红军长征相映生辉的一曲壮丽凯歌。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所在地,是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赣粤边游击区涵盖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庾(今大余)、上犹、崇义、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11个县的部分地区。它以大庾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系赣州通往粤北重镇韶关的必经之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赣粤边游击区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它由五部分组成:油山区――横跨信丰、大庾、南雄三县;北山区――在南雄县西北帽子峰周围;信康赣区――含信丰、南康、赣县部分地区,中心在大龙,大部分为丘陵地带;南山区――在龙南、虔南、定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的山区;上犹、崇义区――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山区,距赣粤边游击战争指挥中心油山较远。
国民党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军事上,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游击区重重封锁,分区“驻剿”“搜剿”“清剿”。在政治上,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同时制定《共产党人自首法》,企图诱骗共产党人、游击队员自首变节。在经济上,展开严密封锁,对居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集市。在严重的形势下,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既要同强敌作殊死斗争、同叛徒作坚决斗争,又要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不懈斗争,在衣、食、住、行、医等各方面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缺衣少穿,不违革命纪律
1928年,红军利用战场缴获的几架缝纫机在江西宁冈桃寮村的一座破庙里建立起第一所被装厂,红军这才有了自己的制式服装。三年游击战中,除了依靠战场缴获和打土豪得到一点儿补给外,红军游击队员几乎没有换过新服装。他们身穿便衣,脚穿草鞋,头裹毛巾,和当地农民的装束完全一样。由此多了一个“好处”:游击队员置身于群众中,敌人分不清谁是游击队员,谁是老百姓。
尽管缺衣少穿,红军游击队却始终严守革命纪律。有一次,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缝纫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钱了没有。交通员说:
“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立刻严肃地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派交通员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夸赞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游击战争后期,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纽扣厂,在于都和大庾县城分别开设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小百货店。
食不果腹,依靠人民支援
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红军向地主派粮派款,发出通知书,规定期限交来,但适可而止,一年只征收一次,不随便摊派。在游击队不能控制的地方,红军直接把土豪抓来,然后派代表商谈,交清粮、款后予以释放。少数情况下,红军游击队还会通过捐助、欠借等方式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游击队员长年累月被困在深山密林里,断粮实乃常事,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偶尔捉到小鱼、小虾、石鸡,就算是难得的美味了,大家便会高兴地打起“牙祭”来。但是,有时什么可吃的东西也找不着,项英、陈毅就曾经挨了整整三天的饿。这时,游击队员们只得闭着眼睛啃树皮,吃草根,有时还要去掏马蜂窝,捉马蜂的蛹吃。
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时说,他们“过得像野兽一样”。陈毅还在《赣南游击词》中描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虽然词中提到打野猪,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开枪容易暴露目标。
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军游击队依靠什么坚持了下来?陈毅在词中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在国民党的压迫面前,赣粤边区人民坚韧不拔,运用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在食品方面支持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采取“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毒辣手段,群众索性把大米、干菜等埋起来,告诉红军游击队去取。后来,群众想到游击队粮食要吃光了,非常着急,就和敌人去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没办法,只好在每月初一、十五开禁,用武装押着群众进山打柴种地。群众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