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我们为什么没有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
摘要:我国大学缺乏先进制度理论的原因,一是大学制度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因而在政治体制改革迟滞的情况下,大学制度理论研究必然存在禁区或盲区,使研究者不敢触及一些影响大学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阻碍了大学制度理论的进步。二是我国社会从整体上没有完成从“权本位”向“人本位”的思想转化,因而社会的广泛性思想基础还是趋权和趋利,使建立在趋权、趋利基础上的诠释性、权宜性“研究成果”大行其道,阻碍了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的产生。三是在现实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真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和传播,使真知灼见缺乏产生的文化氛围,影响了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的产生。
关键词:大学制度理论;人本位;教授治校;大学自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003—08
收稿日期:2012—08—14
作者简介:王长乐(1952—),陕西华县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机制理论及大学理论研究。
我国大学广被社会诟病、遭遇信任危机,可以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北大教授钱理群关于“北大、清华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若掌权会比现在的贪官污吏对社会危害更大”的论断,更是将批评的对象指向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高校,表明大学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造成大学问题的众多原因中,缺乏先进、科学、合理的大学理念及大学制度理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笔者对于大学缺乏先进理论的疑问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已经非常庞大了,却为什么没有研究出先进的、为社会普遍承认的大学及大学制度教育理论呢?尤其是在我们的教育理论界,为什么至今没有出现一种能够与
“陶行知教育思想”、“蔡元培教育思想”、“梁漱溟教育思想”相提并论的教育思想呢?而对于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
我国的现代大学,由于不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而是由国外移植来的,因而没有自己的传统和根基。而大学的移植性质,决定了其必须花一定的时间来形成自己的、与大学本性相通的制度及传统。如果这个时期过于短暂,或者自主性的制度不是很牢固,那大学就容易在社会潮流中颠簸摇摆,被社会潮流改变本性,在时代的风浪中随波逐流,成为社会某种要素的工具,失去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我国目前的大学性质,是在60多年前的“建国后”确立的,当时社会中有权利决定大学性质的人们,不仅承认大学是一个教育和学术机构,更是视大学为一个社会及政治机构,而且认为大学作为社会及政治机构的比重,应该大于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的比重。亦即政治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意识,政治思想应该决定大学中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方向。这种思想的理论依据是,教育与社会其他行业一样,都是革命者们的
“战利品”(其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表述是:“接管”、“接收”),是理应由革命者驱使、并为革命者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因而政治有权力决定大学中教育和学术活动的目的和方向。在这种观念及相应形势的影响下,大学被整合进社会的政治组织系统,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一部分,大学制度也自然成为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的统一、集中制度,大学中的各种活动也随之被纳入各种政治活动之中,与政治同起伏、共进退。而大学制度的这种特征,则决定了大学的制度改革,不能是简单化的大学内部、或者是教育领域内部的改革,而是国家层次上的、社会全面性的改革,特别是要包含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与此同时,教育理论研究中关于大学制度改革的讨论,也不能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或大学制度问题的讨论,而应该是教育问题、大学制度问题、社会政治问题的综合性讨论。
另外,由于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对政治的畏惧、戒备、隔膜心理,因而容易使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在大学教育思想及制度的研究中,投鼠忌器,避难就易,对教育思想的表达语焉不详,含糊暧昧,使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同时,还由于受长期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现实教育领域中“政治正确”意识的“熏陶”,特别是教育、文化领域中经常出现的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的警示,使研究人员心中形成了不少的禁区或禁忌,人们自觉地回避与政治有牵连的所谓
“敏感问题”,以及形而上层次上的思想、制度性问题,而只在形而下层次上的教学或对策方面下功夫,致使我国的大学及大学制度理论,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依然在应该是“工具”、如何做“工具”的圈子中打转。所以,通观我国教育理论界,几乎没有象蔡元培先生“我绝不再做这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1](p327)那样剀切、直接的教育思想表达;也少有象梅眙琦先生“大学当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而大师之谓也”那样独到、透彻、坚定的表达;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