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贞观之谜和《贞观政要》
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中,“贞观之治”一直为史家所称颂。但如果仔细推究,就可以发现“贞观之治”的盛世之说颇有疑点。
在古代的王朝中,所谓“盛世”各有特点,但有一些基本标志是共同的,起码物质的相对富足和社会的基本安定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盛世”不会在王朝刚刚建立时就迅速出现,在农业社会里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诉诸历史经验,汉代的“文景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前面都有几十年的铺垫。而“贞观之治”则是在兵荒马乱刚刚结束,社会尚未从混战中喘过气来的唐朝建立之初就呈现的,尽管李世民前面还有李渊,但按照时间进展来观察,说李世民是开国君王并不为过。一个开国之主,要打造“盛世”是需要时间的,李世民执政的时间不过二十多年,所以,“贞观之治”到底有多么突出的社会成就和辉煌业绩,不无可疑之处。
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有关唐代的基本史料看,描述“贞观之治”的话语,有具体事实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唐太宗君臣的对话以及相关政策上,加上他们推行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性意见的表述。也就是说,言论居多,文告居多,而关于这些政策收到的效果以及社会的富足稳定程度,则往往语焉不详。即便是社会成效表述,也多是对朝廷开明的赞誉,而不是真金白银的收获。如果同汉代的“文景之治”加以比较立即就可以看出,汉人形容文景时期社会之富,常常说人们骑匹母马出去都觉得寒酸而羞于见人。再同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相比,大量诗文描写的
“开元盛世”,那种富丽堂皇的奢华和悠然自得的闲散跃然纸上。显然,贞观年间的社会尚未缓过劲来,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紧巴得多。史书总结“贞观之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纳谏与用人两个方面,再详细一点还会加上爱民、省刑、各族一家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的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缺乏客观效果的佐证。从休养生息的角度看,由于唐太宗处处以隋为鉴,所以可同汉初相媲美,但从社会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的角度看,贞观年间还远远不够,朝野对战乱的恐惧尚未彻底消散,民众营养不良的身形尚未完全改观。唐代真正的“盛世”,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武周时期才有了雏形,到开元天宝年间才正式出现。由此而言,称贞观年间为“盛世”就有拔高之嫌,作为“盛世”的前奏或者序幕较为恰当。
当然,如果爬梳史料,不难发现关于“贞观之治”的誉美之词,最常见的就是《贞观政要·政体》所言:“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对此,有理由相信存在某种夸大,当以平常心来读。如果把这一大段史料引全,就可以看到,吴兢也承认,贞观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不过,由于唐太宗君臣政策得当,朝廷比较清明,人心趋于稳定,社会开始走向正轨,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米斗三四钱”,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学常识就可以知道不属于常态,多是连年风调雨顺的自然恩赐。我们宁可相信杜佑在《通典》中记载的开元年间米价,即斗米二十钱左右才是唐朝常态,况且谷贱伤农不见得就是好事。至于旅途的
“厚加供待”和“赠遗”,似乎就有点显摆的成分,或者是移花接木,把笼络游牧民族和胡商的特殊政策当作社会繁荣的象征。如果普通旅客和内地商人能够享受这样的招待,恐怕共产主义在唐朝就实现了。
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贞观之治”的实际状况。就在“米斗三四钱”(吴兢说这段话时提到“贞观三年,关中丰熟”)之后不久,随着国泰民安的治功臻成,文武官员在贞观六年以“天下大治”而请求封禅,唐太宗也跃跃欲试,魏徵却明确反对。唐太宗虽然谦辞推让封禅,却对魏徵的反对更为不满。《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记载了君臣二人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唐太宗责问魏徵说:“你不让我封禅,是因为我功不高?”答:“高矣!”问:“德不厚?”答:“厚矣!”问:“中国未安?”答:“安矣!”问:“四夷未服?”答:“服矣!”问:“年谷未丰?”答:“丰矣!”问:“符瑞未至?”答:“至矣!”问:“那为何不可封禅?”魏徵对道:“陛下虽有上述六大功绩,但社会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从伊、洛地区以东一直到海、岱地区,烟火尚稀,灌莽极目。封禅肯定要让少数民族酋长和国际友人随同参观,这不是让他们看到唐朝真实的虚弱状况吗?况且财政不足以满足四夷的赏赐期望,花费难以弥补百姓的额外劳作。这不是为图虚名而受实害吗?”正好又遇上大面积水灾,唐太宗只好作罢。
这段对话,可以说是“贞观之治”的真实写照。在唐太宗强烈的功名心支配下,以直言敢谏而著名的魏徵,面对皇上的咄咄逼问,不能不承认当今皇上功高、德厚、中国安、四夷服、年谷丰、符瑞至。但是,魏徵的步步退让,也活脱脱衬托出唐太宗的以势压人,甚至有点死皮赖脸。由此可见,
“贞观之治”的颂词,是有一些谀词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