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宗族社区”与“村落共同体”源流辨——对林济教授的一个回应杜靖《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2期 2011-04-01
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发表林济教授《日本汉学界没有“宗族社区”理论分析框架吗》一文,与我展开讨论。其观点非常明确,即“日本汉学界有‘宗族社区’这一概念”。他所举例子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清水盛光的观点。林说,在《中国社会研究——社会学的考察》(1939年6月)和《中国家族的结构》(1942年6月)两书中,“清水盛光均是从宗族的角度分析村落共同体的特性,又是从村落共同体角度分析宗族的亲族集团化特征”。
十分感谢林济先生给我们介绍弗里德曼之前的、而“科大卫没有注释出来”的日本汉学界关于“宗族社区”研究的理论。但是,林济教授或许没有看清楚我的原文表述,同时,他对“宗族社区”这个概念表现出相当大的模糊性。
关于日本汉学界是否存在“宗族社区”分析框架
我只是说,“日本本土的相关研究始终未发育出有关宗族和村落相叠合的理论分析架构”,并没有否认日本汉学界存在“宗族社区”理论分析框架,尽管我在原文中未列举日本汉学家在华南社会的宗族研究,但曾提道:“日本学界对中国从事民族志研究,自19世纪后期由鸟居龙藏等开始。但关于汉人家族宗族制度的调查则主要集中在1940年11月至1942年12月的满铁调查期间……即便参照了‘宗族村落’概念,在时间上也仍然晚于林耀华,谈不上‘独创’。科大卫关于日本汉学界的说法必定有所本也,但他没有注释出来。”行文最后还有一句话:“就个人有限阅读来看,日本人的汉人‘宗族社区’研究思路当不会早于林耀华。”
由此,我并未排除日本汉学家在林耀华之后使用“宗族社区”分析框架来考察中国乡村的汉人世系群制度与实践。而且我也深知,自1970年代以来,有许多日本学者在港台、华南等地进行村落宗族研究,如赖川昌久、上田信等(事实上,他们在注重村落宗族结构与功能分析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亲族集团”或“同族集团”意识)。当然,《谁是“宗族社区”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一文确也存在一个疏忽,即没有回顾日本汉学界在华南有关宗族社区思路的田野和历史考察。
再探“宗族社区”的概念谱系
我认为,林济先生所举清水盛光的例子不太恰当。严格说来,从其所介绍的清水的观点和理论主张看,还不是我所说的“宗族社区”概念,尽管清水密切关注到了“宗族”与“社区”的叠合状态(即血缘村落中的血缘与地缘结合),且与“宗族社区”理论有相当的理论共享性。具体分辨如下。
林济视“社区”与“共同体”为一码事:“munity。”我并不赞同这一主张。虽然,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所使用的“社区”一词与日本学术界所使用的“共同体”一词有着相同的英文形式,但二者应该有区别。“社区”munity”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结果。吴文藻对其的界定是,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一是人民,二是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
在这一界定和特定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图存”背景下,林耀华融合了中国本土的世系学知识和英国里弗斯、拉德克里夫-布朗等的继嗣群理论完成了“社区”与“宗族”相关联的研究,凸显出浓厚的结构—功能论旨趣。在《义序的宗族研究》里,林氏着重考察的是宗族的结构、组织、功能以及民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礼仪。概括说来,宗族组织有对内功能,也有对外功能,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