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写在前面:
此文是课上讨论的一个梳理,写成仓促,提出的假说比较多,各位反驳时请列实证,空想反驳空想就成了打嘴仗,没有意义。
1、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并无过多超出其同时代中国外交人员的地方,有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外交思想更甚于旁人,其外交思想无可称道。
论证如下:
一、李鸿章的不可以轻言战事本为正确的时宜,却发展成为一贯的作风,丧失抗争性。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把外交当儿戏,谈判时乱敷衍,英法急欲侵略中国,正好找到借口。结果中国战败,李鸿章等人于是得出了对外“未可轻言战事”,应“以羁縻为上”的结论。李认为“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李以及恭亲王奕訢都认为:对外维持和局,中国只失一些商利,而战争必然是失败,失败又要割地赔款,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开战不如求和,“张皇卤莽,鲜不误国”。这在当时也许是正确的认识,之所以说“正确”是鉴于事势不允许中国再打仗,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完全赞同,不可轻言战事不代表必须走羁縻之路,羁縻之路也未必长久。
但在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当战不战,坐误战机,能战不言战,示弱于外,使国家更受欺侮。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入侵越南,英国侵略西藏、沙俄侵略东北,李鸿章无不以主和派的面目出现,或勉强仓促应战,又不作持久之计,屡遭战败,如中日战争,或以乘胜即收为名,慌忙议和,导致不败而败如中法战争。一味主和,误国非浅。
二、李鸿章外交盲信法条,忘记了国力。这是不应该,他是老官僚又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出身,这是基本常识。李鸿章在每次交涉中总是“推诚相见,平情说理”,总是援引《万国例律》,据理力争。说轻了是李鸿章对侵略者持和平幻想,对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弱肉强食规律知之未深。说重了就是李鸿章个人能力有问题,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国际外交,早就应该让贤了。这个了解未深必然有李鸿章受制于时代的因素,但李鸿章个人的不觉悟也是重要原因。
三、外交不是救国之本,以敌制敌又只是外交策略的一种,因此,仅仅把“以夷制夷”作为救国之术就是地地道道地“耍小聪明”,有时没有利用别国,反被别国利用。李鸿章“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事件很多。例如甲午战败后,他一边倒向俄国,与沙俄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企图“联俄制倭”,结果引狼人室,并导致各国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在他主持外交期间,“以夷制夷”常常是全仗一夷,绝对一边倒。伊犁交涉时他也曾“联日制俄”,把琉球白送给日本作礼。
“以夷制夷”在众“夷”没有识破以前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但用多了,自己的弱点就更加暴露,而且也没有什么外交信誉可言,何况“夷人”又不是白痴。清朝打外国牌的同时,也被别人当牌打,把李鸿章每次“以夷制夷”反过来分析就不难看出他作依靠的“夷”此时也正在打中国牌,耍小聪明往往弄巧成拙。再则,列强对清朝外交计策不是不知,而是觉得有机可乘,因为对华发动战争是为了获得侵华利益,同中国“结盟”也可获得侵华权益,后者费力更小,何乐不为。比如“三国干涉还辽”与其说是李鸿章的功,不如说是李鸿章又一次拙劣的表现,三国是为了排挤日本独占中国,事后以功臣自居,要挟中国给予更大的利益,日本在根本吞不下辽东之时又索取三千万两,无一不是列强反利用中国的表现。
四、课上同学普遍认为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争取和平环境来加强国力的思想是当时中国唯一而且最好的选择。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种思想不仅不是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