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早期银幕上的“娜拉”与“人民公敌”
——论侯曜的《弃妇》(1924)
徐红
摘要:本文通过对侯曜的早期影片《弃妇》的叙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该片的创作思想受到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与《人民公敌》的双重影响。影片中的吴芷芳不仅仅是一位中国式的“娜拉”,也是一位女性的“斯多克芒医生”,显示了先知先觉者的悲哀。“为人生”的艺术观念主导了侯曜的书写,但影片也体现出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从而使这部总体写实主义的作品打上了侯曜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印记。
关键词:侯曜;《弃妇》;中国早期电影
作者简介:徐红(1976—),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电影学博士。
1924年,中国早期电影的先驱人物侯曜取材易卜生戏剧的人物情节和思想精神编创了影片《弃妇》,讲述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离家出走的故事。达德利·安德鲁指出,借用一部已有的或成功的文艺作品的素材、主题或形式是电影改编最常见的模式。达德利·安德鲁:《改编》,见《电影改编理论问题》,陈犀禾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第335页。
侯曜的《弃妇》与易卜生的戏剧就是一种借用式的改编关系。《弃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原著情节的再现,而是立足于易卜生戏剧的总体精神的基础上的情节的再生。侯曜借用了易卜生戏剧的思想与人物,却舍弃了原著的素材和形式,讲述了一个在中国现实社会中谋取妇女解放的女性的悲剧故事。侯曜说:“《弃妇》宗旨,在表现妇女之悲哀,使之自觉而谋解放。剧中主人吴芷芳乃一有为女子,无故被家庭所弃,又为社会所不容,不得已隐居深谷;忧患余生,复遭贼劫,流离失所,病投尼庵。”《<弃妇>剧本》,见《中国无声电影剧本(上)》,郑培为、刘桂清编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第720-721页。
关于《弃妇》,许多论者认为影片中的吴芷芳是一位中国本土的“娜拉”,确认了该片与《玩偶之家》的互文关系。本文认为《弃妇》中的吴芷芳不仅仅是一位中国式的“娜拉”,也是一位中国式的女性的“斯多克芒医生”,显示了先知先觉者的悲哀,影片的创作思想受到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与《人民公敌》的双重影响。
一、《弃妇》与《玩偶之家》
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讲述了一个挪威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故事,表面上深受丈夫宠爱的家庭主妇娜拉为了给丈夫海尔茂治病,伪造了父亲的签名向别人借钱,海尔茂知道了此事之后,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和影响个人的前途,不但不为娜拉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辱骂她是一个无耻下贱的骗子和罪犯。当事情化险为夷之后,海尔茂又立刻换上了一副温柔的面孔,搂着娜拉的肩膀安慰妻子说让她受惊了,他现在不怪她了。丈夫伪善的面孔和瞬息万变的态度让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对方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玩偶。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觉醒的娜拉决定与丈夫决裂,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她离家出走时的关门声响彻了19世纪末的整个欧洲。
该剧最早由罗家伦和胡适翻译为《娜拉》引介到中国,刊登在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后来国内又出现了陈嘏、潘家洵、欧阳予倩等多个译本。《玩偶之家》被译入中国之后,凭借五四时期的中国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风气和该剧本身所包含的女性觉醒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意义,受到了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引起了深远的反响。一时间,剧中的主人公“娜拉”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成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个体自由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