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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一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一)
《史记》开创了我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 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 “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 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