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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雙城記:
論〈傾城之戀〉與《新傾城之戀2002》的時空意識書寫
陳嘉恩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摘要
香港話劇團於2002年二度改編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傾城之戀〉,舞台劇名為《新傾城之戀》。本文試從文本分析的角度,比較小說中有關空間的描寫與劇場裏空間的運用,與及人物對於時間的詮釋。原著故事中涉及上海和香港兩個城巿,小說中以上海為主體,香港為客體,話劇則相反。改編時兩城主客關係的顛倒,與作家的書寫方位、城巿權力關係與形象有關。
關鍵詞
張愛玲,傾城之戀,改編話劇,香港,上海
本文發表於2005年7月南京大學與上海戲劇學院主辦
「中國戲劇——從傳統到現代」國際研討會
〈傾城之戀〉原載於張愛玲於1943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傳奇》,是她筆下第四個關於香港的故事。「傾城」的典故語出《》:「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之戀〉的故事背景始於上海的一個遺老大家庭,之後場景遷移到香港——「傾城」之「城」是指香港,1941年12月8日,香港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攻佔——香港與上海相互映照,小說正道出一個「雙城故事」。〈傾城之戀〉的「城」可作有形及無形兩方面的分析:香港和上海為現實之城,都是一種空間構設,這種「城」是有形的。另一種是無形的時間的「城」;兩種「城」都影響人物的心理和活動。
〈傾城之戀〉是張愛玲唯一親自改編成舞台劇的小說,1944年12月16日在上海新光大戲院公演,連演18場。香港話劇團亦曾於1987年及2002年搬演此劇,2002年的舞台改編名為《新傾城之戀》,並計劃於2005年8月三度重演。《新》劇被視為一次「跨文化創作」,導演毛俊輝表明這是對中國現當代經典小說的再創作,特點在於「運用現代劇場新語言及現代愛情觀去演繹名著」(鍾麗明,2003)。
若要把《傾城之戀》與《新傾城之戀》作跨文化分析,首要釐清兩部作品跨越了甚麼文化——小說以四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舞台劇則以千禧年代的香港為中心;除了時間的維度上的跨越,地域上的元素亦可作參考。滬港兩城在小說和話劇中,均存在主客體的二元/雙重結構。本文旨在探討原著小說《傾城之戀》及改編話劇《新傾城之戀》各自佈局中主體與客體的分別,究竟上海與香港分別扮演甚麼角色?以下嘗試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析述兩部作品裏的主客關係。
〈傾城之戀〉:主在上海,客在香港
張愛玲在〈《傳奇》再版序〉(亦即〈到底是上海人〉)向讀者宣稱雖然這是「一本香港傳奇」,但是她「用上海人的觀點來觀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並願意把她的香港故事獻給上海讀者(張愛玲,2002)。張愛玲是有名的上海人、上海通、上海迷,
女主角白流蘇也是上海佳人,故事背景在上海。在作品創作的層面上說,〈傾城之戀〉是一個上海作家旅居香港後,於上海創作及發表的香港傳奇。因此,小說佈局的主體在上海,香港是上海的「他者」,亦即是客體。
在張愛玲的小說裏,時間和空間的意識有着密切的關係。她在〈自己的文章〉裏曾說:
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澈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麼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說裏,除了〈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張愛玲,1983:18)
「時代」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密切,時間意識可以透過空間意識去理解。張氏《傳奇》內的小說篇章大都與時代的標籤——政治事件——較少聯繫,描寫場所又多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一屬淪陷區,一屬殖民地,有着共同的地域情結,亦即通商口岸重利色彩和避談時事的傾向,張氏筆下的「時代感」表現在刻劃升斗小民處身特定環境裏的遭遇和心態,顯現動盪時代遍及眾人的影響力。她對於「時代沉重」所作的詮釋,不但表現為小說中新舊因素的交錯,以及對於人的影響;更重要、具更具特色的是她的「歷史意識」——「過去如何影響着現在」(夏志清,1979:341),以及時代如何影響活着的人。放諸〈傾城之戀〉,雖然小說的背景是香港的抗日戰爭(這種明確的時間交代在張氏小說中也並不常見),從戰爭的不可預期,以及小說題目的反諷和隱喻意味來看,「傾城」的象徵意義遠超過寫實性,張愛玲以平俗、滿不在乎的心思,註解「傾城」這件本應驚天動地的事:
香港的淪陷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巿傾覆了。……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張愛玲,2002:230)
「傾城」在小說題目中具有反諷的意涵(方梓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