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谈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他们为建立“民主中国的模型”,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党也积累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关键词】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干部培训、医疗科研及工业部门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坚持长期抗战、建设“民主中国的模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党已探索出了善待知识分子的宝贵经验。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要吸收城市知识分子和全国青年学生来边区,并给以必要的教育以影响全国。由于中共政策的感召,各地知识分子涌向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掀起了第一个延安潮。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任弼时在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归为三类: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曾以思想罪、政治罪而被捕、监禁的文化人,他们由政治的反叛走向道德的反叛、社会的反叛、文化的反叛,如:丁玲、艾思奇、范文澜、艾青等人;逃亡者包括声名的逃亡与失去故土的逃亡。前者有:论战“国防文学”的周扬,“两个口号论争”的徐懋庸,陷入感情纠葛的高长虹等人;后者如“九一八”后流落重庆、桂林的东北文化人萧军、罗烽、舒群等20多人;第三类人或为生计,或为理想,是形而下、形而上或兼而有之的追求者,像王实味、冼星海、何其芳、茅盾、朱光潜、沈鸿等人。延安之所以磁石般吸引着外来知识分子,首先是因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知识分子和科技政策的正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具有先锋和桥梁作用;工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治党治国治军;要主动地、机智地、刻不容缓地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去“抢”知识分子,“抢得慢就没了”。1941年6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边区政权把提倡科学知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明确载入其《施政纲领》。其次是日寇对文人的迫害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广大的知识分子痛感要救亡是不能信赖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他们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去经受革命熔炉的锻炼。抗战时期,延安的知识分子担载着文化传承,涵养着民族精神,肩负着国家独立和富强的责任感。他们最大限度地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一、边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在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知识分子来延后,情况大为改观。以小学为例,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由边区政府成立前的120所和2000个学生增加到1945年的1377所和34004个学生。教员培养;开办短期培训班,利用假期集中进行。教材编写:1938-1940年共编印初级小学教材9种29册,高级小学教材和补充读物9种20册,涵盖国语、算术、社会、自然、美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