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6-18世纪,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媒介,中西双方展开了大规模平等的建筑文化交流,就实际效果来看,西方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中国热”席卷西方,丝绸、陶瓷、茶叶等中国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西方洛可可艺术的诞生产生了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打破了西方古典主义园林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与其传统几何式园林截然不同的自由式布置方式,引发了西方造园艺术的变革。
一、背景研究
园林作为一种空间环境艺术,其风格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决定的。艺术上的变革遭遇的阻力绝不亚于政治上的变革,同样需要无比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来自经济与政治思想上的共同变革。
从经济上分析,16-18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为西方吸收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西方园林的变革带来了某种可能性。
从政治思想上分析,16-18世纪西方正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来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因此,中国文化这一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很快被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哲人借鉴,并使中国文化风靡一时,对西方当时社会及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尊重自然和人权等思想与崇尚自然、自由布局的中国园林不谋而合,为西方园林的变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二、传播过程研究
16世纪以前,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中国商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等)源源流向西方,在西方造成了“中国热”,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热切向往。16世纪以后中西双方逐步开始直接接触,“中国热”进一步白热化。在此期间,中国园林思想也随之传人西方,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6世纪末前)
16世纪末以前,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了解停留在一种“感受”之中,主要是通过中国商品和大量的传闻进行猜想与推测,如丝绸、瓷器、漆器等商品上所携带的中国人物、花草、建筑,风景等图案。但物态文化所蕴含的信息量毕竟有限,人们无法从这些图案中探知中国园林的全貌,对中国园林的感觉是模糊的、神秘的。
(16世纪末-17世纪)
16世纪末,利玛窦的书信出现在西方,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时期对中国园林的介绍,最权威的就是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著作与书信,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园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不断把中国精美的园林介绍到了西方。如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协助范礼安()写《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论中国的奇迹》,提及皇宫和御花园。1615年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多处提到王府花园。卫匡国神父的《中华新图》、葡萄牙人安文思的《中华新志》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有相当篇幅描述了中国园林,使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有了进一步了解。
传教士、使节和商人的著作中关于中国造园艺术的介绍虽已有所深入,但再详尽的文字描述也是抽象的,它们远远不足以对中国造园艺术形成完整而真切的认识。
(17-18世纪)
由于旅行家及传教士的描述,中国园林的不规则设计为西方人所周知,但缺乏可资借鉴的图像资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