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翁乃群
【内容提要】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质性研究/人类学/当代中国
在我国,人类学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一样,从其被引入之始就背负着认识中国社会文化,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便是对当时引入各种西学初衷的概括。
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人类学被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赶出学术殿堂。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仍然以诸如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的形式,被纳入民族研究工作之中。只是在当时苏联的学术影响下,这些研究被置于民族学的框架内。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带有很强的
“中国特色”。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由于对殖民时代人类学的批判和反思,欧美学人对过去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殖民主义印迹心存余悸,致使对应用研究普遍持谨慎,甚至弃拒的态度。80年代以后,在跨国经济日益扩大,政府和非政府的跨国人道援助和发展援助不断扩展,欧美国家新移民和难民人数迅速增加等背景下,欧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重新兴起,这其中也包括人类学界对以往研究工作的自我反省。
长期以来,人类学是以“下向研究”(studying down)为主,即以社会地位低于研究者的社会文化群体或弱势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这些研究大多没有给被研究社会和民众的发展带来帮助或益处。对以往“利己主义”学术研究的反省,使应用人类学重又兴起。除此之外,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就业市场的开拓,也促进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关注和参与本国社区发展为宗旨的公共人类学(Public Anthropology)也应运而兴。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倡导下,应用性成了我国学术研究政治正确性的重要标志。不论是在人类学重建之前,还是在重建之后,我国人类学的应用导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学科重建前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形态和语言调查,还是学科重建后对农村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教育问题、西部大开发的研究,都带有强烈的应用意义。
在1980年学科重建之初,费孝通先生获得了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夫斯基奖。在美国丹佛的领奖大会上,他做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讲演,认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费孝通提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①这既是他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初衷,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追求。实际上,他的学术历程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对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通常被分为两大属类,即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以往与上述两大不同属类的学科相应的主要研究方法,便是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将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的第三种方法。属社会科学的研究多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而属人文学科的研究则是以质性研究为主要方法。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②
本文试图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展开分析和讨论。
一、质性研究与人类学
从广义上说,以人类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是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②就其狭义而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及其实践的人类学既是社会科学,又是人文学科。采用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人类社会带有普世性的规律进行探索(特别是在认知层次上),使人类学具有了社会科学的属性;以经验研究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