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周汝昌的红学遗产
作者:梁归智
曹雪芹创作的原著《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一个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对曹雪芹所著《红楼梦》的读解关系到民族文化心灵和审美气质的境界,这是周汝昌红学遗产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仙逝之后,各家社会媒体不断采访报道,承学界同仁青目,往往把媒体推介到我这里来。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庆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夏薇女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等,予岂好言哉,予不得已也。
我在接受各家媒体采访时强调两点:周汝昌先生的离去是中华文化的损失,而不仅是红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损失;周先生对红学最大的历史贡献是让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的区别昭然于天下,让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真思想、真艺术得以为世人了解,并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化的细胞中去。
“两种《红楼梦》”与红学遗产
我在多种学术著作和《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译林出版社2011年新版)中都早已详尽阐述过这种立场。周先生曾多次说过: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中华文化之学,而不仅仅是一部小说的“文艺评论”,而所谓红学四大分支的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脂砚斋批语研究和探佚学之所以必须首先面对,就在于它们是“思想和艺术”评论阐释的前提和基础。这四个分支研究深入了,普及了,“两种《红楼梦》”在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异同也就凸显了,它们各自的意义也就明白了。
问题其实很简单,但二百年来红学的各种争论,说到根底,就是围绕着这些简单问题而纠缠不清。为什么会如此?很有趣也很深刻,这个历史现象实际上曲折地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碰撞接轨时所发生的冲突和融合,也是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和融合。曹雪芹原著《红楼梦》表面上只是一部通俗小说,其实却包罗万象,深邃无底,可以说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哲,有诗,有史,有文,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曹雪芹与《红楼梦》,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而且是高度艺术的、审美的,而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续书,又把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交叉、冲突与融合如此戏剧性地体现了出来,更强烈地折射到接受红学中。周汝昌作为独特的红学家,上述这些内涵外衍和矛盾冲突又都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出来,这实在非常有趣。说周汝昌的离去是中华文化的损失,主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至于他同时在传统诗词、书法和文艺理论等方面具有深湛修养和做出杰出贡献,其实还在其次。
这种中西文化、精英和通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反映到研究方法上,就是文、史、哲会通还是只局限于西方的形式逻辑或各种所谓
“范式”,用过去的说法,就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孤立、片面、绝对化)。比如曹雪芹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将曹家和李煦家等的家族生活历史作为小说的生活素材而“假作真时真亦假”,用西方的一些流行文艺理论,用形式逻辑,就无法弄清楚,往往曲解误释。周先生特别强调“悟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是考证、论证、悟证并重的,所谓“综互合参”,刘再复先生说他是“考证高峰,悟证先河”。当然不是说周汝昌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就不容许提不同意见,但作为遗产,这种“三才并重”的治学方式最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发性。
比如史湘云在小说中的实际地位问题,王蒙先生都调侃周先生“爱上了史湘云”。但如果我们真正深入了文本的实际,红学的实际,你就知道曹雪芹用了那么多巧妙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