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来源:国际问题研究作者:高程时间:2013-09-30〔关键词〕中国崛起、崛起困境、周边环境、战略互动〔提要〕中国部分周边环境发生变化,面临多种挑战:一方面,部分国家借助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改变现状,以致中国周边政治对抗性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明显下降,中国倡议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很难迅速发展。中国周边环境变迁背后的动因主要源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各方缺少互信和对于对方战略动机误判所致。美国与其部分盟国试图选择预防性战略应对中国崛起,而对于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则加强了其战略信心。美国预防性战略东移大背景下,中国“以经促政”的战略空间缩小,导致地区合作机制的功能性被工具性所取代。中国需要在战略视角上直面和区分与区域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矛盾,同时在策略层面降低周边环境变动给自身崛起带来的阻力。〔中图分类号〕D820〔完稿日期〕2013年8月26日〔作者简介〕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在2009年之后发生明显变化,这在东亚地区尤为突出。中国的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和大国间的主要矛盾从欧洲转移到东亚。[1]随着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的爆发,中国周边环境中的传统安全因素逐渐成为世界关注焦点。当然,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未全面陷入胶着状态,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美国势力范围所覆盖的东亚地区。本文试图探寻中国目前在周边面临种种困境征象背后的深层动因,进而寻找策略上的缓解之道。一、中国在周边环境变动过程中面临的“崛起困境”[2]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开始复杂化,钓鱼岛争端则标志着中国周边环境进入特殊过渡期。为应对中国崛起,各方力量在中国周边角逐,中国由此步入“崛起困境”期。其征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美国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部分周边有些国家间结盟趋势加强。正处于相对实力衰落阶段的美国,受到国内制度、利益集团和财政压力的牵制,[3]试图运用“巧实力”[4]、借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力量对中国进行制衡。[5]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6]中国在周边需要长期面对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其特点不同于传统同盟关系。这是一个在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依附于美国的不对称体系,其成员不具备根据自身利益灵活调整结盟关系的能力。[7]除此之外,与传统联盟制衡行为追求地区力量均势的目标不同,美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第二,部分周边国家借助外部势力寻求改变现状,中国周边环境的政治对抗性提高。在美国力量重返亚洲的影响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划界争端成为地区安全焦点。在搁置争议多年的岛屿和相关海域,部分邻国相继进行挑衅,试图将对于争议海域和岛屿的实际控制上升为法理控制。由于直接涉及主权和领土安全,中国被迫面对一个向传统安全领域回归的周边环境和具有政治对抗性的敏感议题。尽管在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的处理上,中国的应对策略得当,因此暂时占据一定上风,但中国与周边声索国多年来“搁置争议”的局面被打破以致矛盾升级,长期对峙和胶着状态难以避免。目前,试图改变现状的邻国大多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盟国。为了维持在联盟体系中的信誉,美国不大可能对于可能的相关冲突袖手旁观,这意味着大国被拖入对抗关系的风险正在提升。第三,中国在周边“以经促政”的战略效果开始下降。近十年来,中国在周边拓展影响力和博弈的筹码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公共经济领域持续投入成本。中国“以经促政”战略的主要表现方式是运用自身经济实力及与周边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关系努力推动和构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为周边国家提供开放的市场和抵御区域外汇率波动的冲击,以及加大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8]“以经促政”的战略思路一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明显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然而,与经济关系紧密度不断提高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是,近年来中国通过经济手段换取良好周边政治环境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出现经济投入成本和政治收益高度不对称的状况。第四,中国倡议和力推的东亚区域合作面临挑战。近年来,尽管在次区域、浅层次合作领域有小步骤推进,但中国在东亚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明显遭受阻碍,多年努力构建的东亚合作机制逐渐流于形式,中国越来越难以通过合作的互利共赢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敌意或疑虑。对此,近年来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领域,学者们纷纷开始对于中国倡议的东亚合作前景持悲观态度。[9]如今亚洲经济合作呈现“三驾马车”并存之势:作为重返亚洲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洋伙伴关系协议(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