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王璐
2012-6-26 10:44:26 来源:《甘肃金融》2012第2期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理论方法、采用不同的时间数据频率,基于不同的侧面,因此,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一)国外研究
Goldsmith(1969)《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被认为是开创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先河。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1860-1963年35个代表性国家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以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资产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同时以人均真实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发现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规模之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快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快的时期。在使用截面或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ing和Levine(1993),Levine和Zervos(1998)等。这一类研究主要是判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所谓的Barro增长回归分析,即以代表经济增长的指标作为因变量,以代表金融发展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利用截面或面板数据的分析结论都比较倾向于认为金融发展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影响方式主要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Levine和Zervos(1998)则采用42个国家在1976-1993年的数据同时度量了股票市场、银行体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该研究中,经济增长指标、银行指标的选取与上文相同,股票市场指标选择了股市规模、流动性,同时引入了波动性指标。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前提下,回归结果显示股市流动性指标、银行发展指标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股市的其他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对于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研究中,Jung(1986)采用56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测试。他采用了两个指标衡量金融发展程度,一个是现金比例M0/M1,另一个是货币化程度M2/GDP。经济增长指标则用真实人均GDP来度量。通过采用各个国家的相关数据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在欠发达的国家,金融发展更可能是“供给主导型”,而在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表现的不是特别明确。Odedokun(1996)用71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1980年代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支持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另外一个结论是将金融发展因素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因索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表明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与出口扩张、资本形成率等同等重要,而比劳动增长因素更为重要。al(2001)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测试了OECD中9个成员国和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在不同国家的因果关系并不相同,其中3个国家是金融导致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5个国家是双向因果关系,而剩余的2个国家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Arestic和Geometrids(1997)的研究则表明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国别制度和政策落实效率可能会导致二者不同的因果相关性。
(二)国内研究
谈儒勇(1999)是国内最旱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他采用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成负相关,而且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曹啸和吴军(2002)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现实金融中介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他们还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数量扩张来完成,而不是通过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梁琪(2005)采用一个多元VAR模型对1994-2004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在将金融中介发展指标、股票市场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同时纳入模型分析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张军(2005)采用了一个新的测度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即银行对各种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GDP的比重来测度金融中介的深化程度。
利用1987-2001年的省份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被解释量,以新的金融深化指标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投资、教育、开放程度、财政支出等变量进行面板回归,结果显示金融中介的深化有力的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李广众(2002)建立了一个标准的Burro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