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谈电影发行政策对中国电影传播的影响胡菊彬老师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注重把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特征,才得以成功地把意识形态理论纳入新中国电影史,作者从五个方面来考察新中国电影史的框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而其中第二点,谁发行电影,怎样发行电影,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相关的研究著作问世。进入80年代以后,对电影发行、放映与影院建设的研究,季洪的《十年探索——电影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与于丽主编的《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书籍。问题是他们的著作,主要是从电影企业经营管理与电联盟影体制改革研究的角度来考察的,“对电影发行、放映与影院建设及其历史维度的研究,一度是电影企业经营管理与电影体制改革研究的一部分”。所以笔者结合颜纯钧老师《从艺术转向传播》所提示的研究方法——如何在旧史料中发掘新角度和重新评价史实。进行新角度的探索。由于历史背景和电影发展的复杂性,从1976年到XX年电影发行政策演变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电影传播史影响,应该具有深厚的史学眼光和学术能力才能做到。鉴于考察难度,笔者缩小了考察范围,主要以一个时间点1993年——中国电影发行政策或者说体制改革进程中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从电影发行政策的变动反观电影发行模式的相应变化来考察由此带来的电影传播问题。主要体现为: 93年3号文件的出台,对中国电影发行格局有怎样的改写。在这个契机之下,考察自52年以后从中国电影领域消失的民营电影公司重新现身的电影传播史意义。考察93年3号文件的出台所造成的传播格局影响,不得不简要关注下文革结束后到93年以前的电影发行制度。文革结束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制度集权化造成单一的传播供应渠道。一、线性的传播渠道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制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在沿袭着一种“统购统销”+“层级发行”的发行模式,即大小制片厂生产的影片都一次性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入输出公司买断,且价格固定不变。无论是发行放映公司,还是各级电影院,甚至流动放映队,都只对它自己的上级单位负责,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部门之间几乎只体现着下级服从上级的被动关系。影片由中影公司按照行政区域向下层层发行,在横向上几乎没有交集,使电影行业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树状型结构的传播格局。沿袭了四十余年的电影发行渠道形态由中影公司定额收购所有国产故事片,再统一按照中影公司—>省级发行公司—>地市级发行公司—>县级发行公司四级垂直发行。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电影业,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既保证了电影业以产品经济的形式正常运转,也保证国家所提倡的正统意识形态宣传作用的实现。而当时的经济文化条件中电影的“唯我独尊”地位则使这种作用极大程度的扩展。线性的传播模式,不要求反馈效果的格局,形成了一个“自我完善”的循环系统,其中从国家到电影业的各处行政环节,从单位再到职工个人,结成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的网络,使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二、“3号文件”:民营公司的再现与介入 1993年1月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终于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即业内通常所称的“3号文件”。3号文件的出现改变了在我国沿袭了四十余年的由中影公司定额——1992年是每部影片100万元左右的预付发行权费,收购所有国产故事片,再统一按照四级垂直发行的电影发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