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活着》的一点自己的感受《活着》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四编,但每一遍都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在我的理解中,这片子的重心其实是表达一种人类延续生命的韧力。文革之类的事件,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介入到片子之中,是一种“假定情境”而已。对于“假定情境”来说,它可以是假的(就像昨天的电邮中谈到过的童话,还有武侠小说等等这类浪漫主义的作品,它们所设计的情境都必然是假的,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也可以是真的,真假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为艺术作品要塑造的人物、要表达的思想提供一个舞台或载体。像人类延续生命的韧力这样的主题,乃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能表达,也有需要去表达的思想,只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假定情境而已。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文革当然是最便利的一个背景。其实,这片子也并不仅仅描写了文革,最初的时候是民国时期,福贵也经历了两个人生阶段(二世祖的赌徒阶段、战争中的小兵阶段),这一段时期的描写也很详细(与其时间占人物的整个人生长度的比例是相称的)。如果说这片子是为了写文革,这一段时期是不必写得那么详细的。但我觉得这片子并非要写文革,而是写福贵这个人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柔软地适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顽强地追求生命的延续。作为一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必然深深地打上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烙印,文革也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烙印而已。当然,文革是一个重要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荒唐,也特别残忍的年代。但我总觉得片子的重心不在于反映或讽刺这年代的荒唐或残忍,而这样的“假定情景”最有利于营造出一个“极限情景”,把主题“逼”出来。在看片子的时候,我常常想,福贵他们到底相信不相信文革?有时我觉得他们相信,有时我觉得他们不相信。相信的地方就不多说了,因为他们都很积极地配合,连表达爱意、举行婚礼都是很典型的“文革式”的。但不相信的地方也很多,只是表达得很微妙而已。如他们一再地努力保留皮影戏的道具,也许他们只是出于热爱这项传统艺术的天性,于是不自觉地(而非有意识地)与文革那种反传统、反艺术的本质有着矛盾与冲突。又如他们对于区长春生、镇长都被打成走资派的态度,更是明显与文革的反人性、疯狂的状态相去甚远。他们显然并不相信这些人会是走资派,也就并不见得对文革是那么由衷地相信,至少反映了他们并不认为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又如在福贵的女儿生孩子时,她的丈夫作为工人阶级的进步分子,利用特权把医学教授从牛棚中领出来,说明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些人是“牛鬼蛇神”,反而是非常崇敬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那些医院里的年轻女红卫兵,在病人大出血而惊慌失措时,也承认被他们打击侮辱的医学教授才是真正懂的人。其实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没有疯,没有真正地相信自己和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没有真正地相信文革。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一种心理状态呢?我的感觉是,以福贵为代表,对他来说,关于文革并没有相信或不相信可言。他既相信,也不相信,重要的不在于信不信,因为这不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他的信仰,他的追求是“活着”。他必须表现出相信,表现出配合,才能在那个环境里生存。至于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无所谓信,也无所谓不信。这使我想起“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对于“反清复明”的态度。他相信“反清复明”的宗旨吗?应该是无所谓信,也无所谓不信。在天地会,在陈近南面前的时候,他需要表现出相信以求生存;在清宫里,在康熙面前的时候,他需要表现出不相信,也是为了生存。也不能说他欺骗了陈近南或康熙,有时他在表现的同时,也受到感染,在某种时刻或某件事里他是真心地相信的。例如,杀鳌拜和对付吴三桂。尽管这两件事也有着要求生存的动机,但无可否认,他是真心地痛恨鳌拜和吴三桂的,但为什么痛恨?可不是因为他们有危及他的生存,这种痛恨本身是“反清复明”的观念的具体的衍生物,这里有一种随大流的因素在内。因为大家都这样痛恨他们,于是韦小宝也受到感染,跟着毫无道理地痛恨他们,尽管他实际上既不由衷地相信这种情绪背后的逻辑理念“反清复明”,他的生存也没有受到他们的威胁。或者,随大流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之道——做大多数人都做的事,拥有大多数人都有的感情,这是最安全的.“活着”中的福贵等人,也有着类似于韦小宝的心理状态,这也是我觉得“活着”中对文革的描写重心不在于文革本身,而是提供一个假定情景,就像“反清复明”的理念在“鹿鼎记”中那样。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小主题或副主题,这未必不是描写的对象,但作为最主要的重心,“活着”才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福贵等人的信念,就像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态,随时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文革一类的历史阶段,对他们既可说有影响,也可说没有影响。打个比方,当文革的时候,相关的观念盛行时,就如同一个圆盆,于是盛在里面的水也就相应地现出“圆”的形状;当文革过去,相关的观念过去,就如同圆盆转成方盆,于是盛在里面的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