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孔子有没有愚民思想安立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这句孔子语录,知名度很高,如果不是《论语》之最,也是诸最之一(采用目前常用的荒唐语法)。上千年来围绕这句“子曰”争论不息、聚讼不止,争论的焦点是孔子是否有愚民思想。早期的学者们大体遵守着学术的论辩规范,按照自己的理解,从事着“我注六经”的事业。这一时期,学者们大多将其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常译为“国家统治人民,驱使他们去做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孔子这句话与老子的“民之难治,以其智多”(《道德经》),倒是体现了儒道合流。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孔子的本意是统治者设施教化,让老百姓听从就行了,如果他们了解了事情的本末,一些愚民就可能轻视王法而不实行。郑玄是《论语》的早期注释者,对后世的影响可想而知。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明确指出,孔子这句话里的不可使知’,尽圣人愚民之意。”(《朱子语类》)在二人眼里,孔子的愚民思想是确定无疑的。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二程集》)南宋理学家朱熹也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四书集注》)程、朱作为两宋大儒,向来被认为是孔学的权威诠释者,他们的看法大同小异,句读也完全一致。现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批判态度。范文澜指出:“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在《论孔丘》中也认为,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真正对这句“子曰”作出颠覆性解释的是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康圣人对孔圣人的圣训是这样句读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泽厚《论语今读》。南怀瑾《论语别裁》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近义为:民众认可的,让他们去做;不认可的,进行教育。这几乎与邓小平同志的名言“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拥护不拥护”相差无几。康有为是这样为孔子辩护的:“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论语〉注》)南怀瑾将康有为的话引申为,“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要教育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泽厚指康有为将“孔子民主化”了,简直成了民主政治的鼻祖。康有为作为清末的新派人物,句读孔语,点篡圣训,原为“托古改制”,并非属意学术,不过为其上书变法披上一件合法外衣而已。有鉴于此,严肃的儒学研究人士大多不以康有为的观点为意。春秋以降,两千多年,“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后来行情一路看涨,一跃而为“至圣先师”乃至“文宣王”,历代统治者看中的正是孔学对于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特殊意义,而决非孔学中包含什么“民主因子”。鲁迅先生指出:“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后世学人与政客,通过句读古文这种“纯学术”手段,对这句“子曰”爬梳剔抉,探幽发微,竟然发现了“民主政治”,是历代帝王太愚钝,还是现代学者太聪明?鲁迅先生在分析国人心理时指出:“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