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十章传统伦理与中国特色企业伦理文化的建构
一、理论背景:中国古代的义利、欲理、人我、
志功、生死之辩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作为对理想人格造就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环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进行了极多的探讨,并为此留下极为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显然,我们不可能罗列其中所有的内容,而只能就其中最主要的范畴作一理论上的归纳。这些范畴主要有义利、欲理、人我、志功、生死等关系问题。
1、义利之辩
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体系中,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讨论和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它也构成中国古代伦理中最基本的一对范畴。
尚义反利主要是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孔子最早探讨义与利的问题:“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由此,孔子把义与利对立起来,提出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命题。孟子把孔子的义利观进一步发展了。他强调“惟义所在”:“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据《孟子·梁惠王》篇记载,当孟子游说梁惠王时,梁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时,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尚义反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汉代儒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也继承了孔孟尚义反利的这一基本思想。所以《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命题。此命题深得后世儒者的景仰和推崇。譬如,宋代的朱熹就极推崇董仲舒这样一个思想,认为这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
1、义利之辩
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却和孔孟的尚义反利思想有所不同,他从性恶论和化性起伪的理论出发,明确认为义和利皆为人所固有的两种追求,只不过其中义是第一位的,而利是第二位的。所以,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以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也因此,荀子认为“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儒效》)由此可见,荀子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比孔孟的观点要更符合人性存在的本来面目。尤其是他既反对以义反利的片面性,又鄙视“惟利所在,无所不倾”的不道德行为,这无疑是非常合理的。
1、义利之辩
墨子则明确反对儒家的义利观,提出义利统一和并重的思想。墨于认为义利是统一的,义即利。所以,一方面墨子贵义,声称“天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但另一方面,对什么是“义”的理解,他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而是主张义即是利。所以,他主张考察统治者是否仁义,应当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因此,在墨子看来,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认为的最高的“义”。墨子这个义利统一的思想到了明清之际发展为义利并重的学说。由于直接秉承儒家尚义反利思想传统的宋明理学,把义与利绝对割裂了,特别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之类的说法显然是有悖情理的。于是,明清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伦理学家,便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利并重的观点。这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颜元,他在其《四书正误》这部具有启蒙思想的著作中曾这样写道:“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闻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可以说,这一义利并重的思想,强调在正义明道的前提下追逐功利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具有了相当进步的启蒙意义。
1、义利之辩
道家的态度与儒墨均不相同,既排斥利,亦摈弃义。庄子认为:“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这一义利皆斥的思想源于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基本观点。因此,由于义利皆属人为,所以,它均遭道家的排斥和鄙视。
在上述诸种义利之辩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义利统一是古代思想家认可的理想境界。但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儒家的尚义反利和重义轻利的传统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影响最大。因着这一影响也就使得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中积淀了一种深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传统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道德理论和实践。
2、欲理之辩
在中国古代伦理学家那里,欲,即是指欲望、人欲;理,则是指理性的规范或称理智的原则。在古人看来,人有七情六欲。因而对于人欲是否能满足它以及如何满足它,这也成为伦理思想家们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探讨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就具体表现为绵延不绝的欲理之辩。
先秦儒家和墨家都主张节欲。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孟子则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因而,在孔孟看来,人不可能无欲,但欲又是必须有节制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