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读韩非子有感(一)申不害在韩昭侯——因为识人而被后人谥一“昭”字——的时候当政十五年,韩国“国治兵强”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作为法家早期代表性人物,申不害更强调“术”。所谓术,用韩非子的话来说,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一句话,国君必须想尽办法将国家的权力握在手里,免得大权旁落,造成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后果——江山不保,上愧祖先,他们在阴曹地府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全凭在世的子孙隔三差五供养猪头三牲,或者烧纸陌银钱;下惭子孙,从此以后,子孙便会沦落为贱民!——但是在申不害身后,韩国再也没有出现昭侯一样的明君,也没有出现申不害一样的能臣。所以韩国国力日削,在战国七雄中最早衰落,成了秦国的长一个吞并对象(公元前230年)。卫鞅在秦孝公年间越过函谷关到了秦国——魏国的公叔痤也是伯乐一样的人物,可惜其时的魏惠王不认为卫鞅“年虽少,有奇才”,以为“举国而听之”是一笑谈——因幸人景监之力得见秦孝公,自此便开始了二十一年的执政生涯。商鞅的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了。其影响之大,山东诸国自此震恐,称“虎狼之秦”提心吊胆于“秦师伐我”而无有宁日;影响之深远,直到六国归秦方休。但是公孙鞅不得善终,有能致一国之富足之强大,无力保一身之富贵之性命!在韩非子看来,申不害的过失在于“重术轻法”,也就是说,没有为韩国留下一部百世不易的法律,而是“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导致韩国中道衰落;商君的过失在于“重法轻术”——司马迁给商鞅的评价是“天资刻薄人”,虽然“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然而“残伤民以峻刑,积怨畜祸”,“日绳秦之贵公子”,终于有了车裂之祸,也是认为他不知权变。所以韩非子认为“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也就是说术与法必须兼顾,如同衣食同为人的生活所必须一样,不可偏废。韩非所说的“术”,根本上来说便是“御下有术”。通俗一点,就是控制属下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操二柄”,也就是刑和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是敏锐的,驾驭臣下之术,未有过此了。君王的恩惠——有功必赏——将收到“士用命于疆场,民劳力田地”的效果;而臣子感受到国君有老虎一样的威严不可侵犯,又会收敛其逆志杜绝其贰行。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恩威并举一手持大棒一手棒来土豆炖牛肉了。——君主专制,以天下为家的时候,刑德“二柄”旁落,后果是不堪设想,一定会弄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地步。其二是观行。照字面来看,“观行”是考察臣下的行为,以便知人善任。与孔子言“听其言,观其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韩非子的《观行》一文写到后来变成了体谅臣下能力的不足,不必强其所难,任其量力而行。其三是用人,韩非子没有述及“用人”的原则,但是提出了“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如果群氓们举手投足皆有违犯法律之险之嫌,便会造成“逼上梁山”的后果。反过来,“人臣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才有立功受赏的机会,从而结恩于臣民。韩非子的“术”掌握在主上手中,便注定难以奏功。如果后世的君主都能牢牢地抓住“二柄”不入,也就不会造成王莽篡汉的故事。王莽这小子的手段和当年齐国的田常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