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方志编纂基本理论(提纲)王晖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一、方志简史方志史是与历史、地理史紧密相连并行发展的。(一)方志与古史——《周礼》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观诏事。”《周礼》又称《周官》,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公元前1046年前后)所作,其内容是周王室和战国时代各国设官分职的制度汇编。方志的概念诞生至今已有3000余年。2.“古方志”就是古国史《周礼》所载“方志”内涵是什么?方是指方域、方方国(地方)之事的书。方志即方国之志,一国之史,古方志就是古国史。历史概念诞生晚,所以“古方志”是史之源流。宋人郑樵:“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清代章学诚:“志者,古之国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近代梁启超:“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历史”的形成大约经历以下七个阶段:第一阶段无文字历史,即口述历史。第二阶段史书没有统一名称。都属于方志系列。第三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志”。第四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书”。第五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历”。第六阶段记事之史称之为“史”。第七阶段将“历”与“史”合二为一称历史。史书诞生很早,而历史概念形成至今才430多年。“史”不等于史学的“史”方志学家李泰棻说:“史乃官名,非学名。”“商代设置,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周礼·春官》之属有内史,执事之官,故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名。汉代以前史官编纂的书不称史,如同清代翰林编的史书不称翰林一样,史官的“史”不等于史学的“史”。汉以前只有经学而没有史学概念。汉以后方国之志的“古方志”演变成大国正史。(二)正史与专志——史中志1.《汉书·地理志》是史地志三合一之作《汉书·地理志》正由于具有史地志三栖性质,之所以成为历代史书和志书体例的范本之一。地理志成为正史和方志必具的内容之一。史地志三者兼收并蓄,形成了“史”中有“志”,“史”中有“地”;“志”中有“史”,“志”中有“地”这种交叉渗透的千古定例。(本纪)、传(列传)、志、表之名,方志的“志”也列在史中,于是史志关系开始复杂化。先秦时期的“志”是史的上位概念,包括所有史书的;汉时的“志”变成史书的下位概念,属于史书“纪、传、志、表”等体裁之一种。从史的上位概念变为史的下位概念,连降两级,所以说史中设志,是史志概念分化的根源所在。3.“史中志”是专志正史从“古方志”(古国史)融合发展而成天下之史。正史书中下设的“志”——“史中志”只能算作“专志”,史的主要体裁之一,志从“古方志”热门大学科变成专志冷门子学科。史离不开志体裁,24史有17史都是紧紧依靠专志体支撑其架构的。“史中志”是降格后的“专志”,即为“纪、志、传、表”等四大历史体裁之一。“史中志”不是“方志”。(三)地志与地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文字就五次自称“山志”。《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禹贡》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总志。这两部书内容与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的地记、图经和地志,多仿其体。所以说这两部书既是地理书的始祖,又是地方志之滥觞。地志与地理是同宗共祖。、图经,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亦被称之为地志。《汉书·地理志》是史书与地志相结合的创新产物。“地理志”的创立证实了当时的“地理”依然带有“地志”的胎记。地理从地志中脱胎而出,但并没有及时形成地理书系列,地理学仍然依靠地志之书的编纂而沿袭两千余年。地理学家王庸编著一部《中国地理学史·地志史》清清楚楚地勾画出它就是地理两千年的源流史。,我国地理属于地志性质。古代地志仅仅是将地方情况做罗列式的描述,只是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才使地理学从地志静态的定性描述,向着动态的定量分析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终使地理学顶天立地壮大独立起来。地理学独立后,地志体进入没落时期,逐渐融入史志体方志。(四)史志体发展——“今方志”《周官》所说“古方志”是史之源流,也是“史志体(派)”的起源。汉代以后“古方志”衍变为正史。《越绝书》、《华阳、郡书的内容,属于史志体的“今方志”雏形。“今方志”“实史之支流”(纪昀)。隋唐时期,图经、地志的融汇,为“今方志”的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