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方志编纂基本理论与方法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王晖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修志工作是一项非常繁杂的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非志书浅白的文字所能反映,看似容易做时难,修志工作不能就事论事只谋一隅,“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能光顾眼前只谋一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局的高度编纂经世致用的志书。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地谈谈方志编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一、方志学基本常识(一)方志概念“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同“邦”,在商代、周初是对周围少数部族的称呼,如当时将西北方少数民族称鬼方。中国古代国家最初形态是部族式邦国和小国寡民式的方国。西周王朝,周公旦摄政时封邦建立71个方国,总结夏殷的统治经验,制作典章礼乐各种制度,汇编成《周官》,汉代古文经学家将其改名《周礼》。《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四方即指诸侯方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就是方国之志。东汉郑玄作注:“方志: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志”通“识”,又作“誌”,即记述。方志即方载周公摄政六年(公元前1019年)制礼作乐,以此推算,“方志”概念诞生至今已有3000余年。(二)方志与史志与史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关系。。《后汉书·西域传》提到西域有“二汉方志”,但先秦至西汉的方志已全部失传。“古方志”到底是什么书,郑玄《周礼注疏》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近代傅振伦认为:“墨子所称燕宋齐周等春秋及百国春秋,孔子所见百二十国宝书,皆周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也。”宋人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清代章学诚认为:“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近代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众多史志学家认为方志是最古之史,是因为“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道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69页,三联书社2004年2月版。古代只有史官,没有史学概念,史书也没有统一名称,如先夏时期中国四部著名的史籍分别叫《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志涵盖百国宝书古国史。正史除《三国志》外,一般用“书”命名,唐以后才出现以“史”命名史书,明代才出现“历史”概念。张革非《中国方志学纲要》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即方志不仅是古史之作品,而且是古代史书的起源。”可见最初形态,“古方志”就是古国史,史志合一。。东汉班固作《汉书》,将司马迁《史记》八书体改为十志体,志的概念发生变化,从此正史大都设立了志,这种“史中志”不是方志,而是史书的纪、表、志、传四大体裁之一。。“古方志”由古国史演变成正史,志成为史书体裁之一的“史中志”,史志合又分置,在国为史,在郡为志,兼收并蓄地理等内容,逐步形成今之独立的方志学科。(三)方志起源与发展起源于秦汉:图经、地图、地志、地记。发展于魏晋隋唐:郡书、图经、地志。成型于两宋,《长安志》、《吴郡志》、《新安志》是代表作。鼎盛于元明清:大修一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