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
——T村个案研究
 
温莹莹
内容提要:不论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还是外在的民主制度,国内外研究学者始终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用和及其影响,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在社会环境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可能产生有效影响。本项研究结合定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T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历史和宗族因素而在T村形成的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社会忆与多中心制——在T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非正式制度,社会忆,多中心
 
一、研究背景
 
我国学者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策和供给制度的变迁等方面,而较少关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已有的治理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提供了不同的三大预测:制度设计、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市民社会及社会资本)。具体来说,第一种观点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依赖于有效的民主行政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经济因素决定着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良好的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分歧;第三种观点则重视社会因素,并认为特定的组织和制度对政府的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蔡晓莉, 2006)。
在制度设计的分析框架中,已有的治理理论一直在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良好治理的关键是能否设计出一种公民或更高级别政府可以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裁的民主行政制度(奥斯特罗姆, 2000
)。在如此分析框架的影响下,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探讨正式的制度设计对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用及影响。这里的制度设计即指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它是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制定的一系列关联性的规则和制度的集合,它主要包括决策机制、筹资机制和生产管理机制(高鉴国,2008)。国内学者(张琳,2007;李建军,2010)总结了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研究,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在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制度外筹资机制的不合理和供给行政制度的缺失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带来许多困境。林万龙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供给的历史和现状做了详细介绍,认为现有的供给制度存在供给决策的自上而下和单中心体制、多元供给的缺乏规范、成本分摊的累退效应等特征(林万龙,2002)。同时,除了制度设计,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外在民主制度的视角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研究(Lizzeri, Persico, 2001; Besley, Burgess, 2001; Besley, Coate, 2001;张晓波,2003; 蔡晓莉,2006)。
不论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还是外在的民主制度,国内外研究学者始终关注的是正式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用和及其影响,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在社会环境中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可能产生有效影响。非正式制度是由道格拉斯·诺斯在其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中首次提出,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论述。按照诺斯的观点,非正式制度是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同样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它们并非经过人们有意识的设计,而是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道格拉斯·诺斯,1994)。根据诺斯的定义,我们发现,事实上在中国乡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如各种民间信仰、宗族及宗教仪式、道德观念、民间风俗、社会习惯甚至社会舆论等。它们是在特定的乡村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国家正式法律法规等共同制约着村民行为,对村庄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实践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王冬梅、李小云,2010)。不过乡村非正式制度根植于民间,形成于特定的长期发展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必然具有极强的地方性特征。基于这样的考量,本项研究即选取了特定的一个村庄个案,结合实证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试图研究村庄中特有的非正式制度是否对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为表现产生影响?影响的结果如何?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将考察一个个案村庄内部不曾被有意安排的、自发生长的非正式制度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绩效问题。
 
二、研究方法及个案情况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采取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定的个案村庄是福建T村。2010年8——9月份,笔者首次走访T村完成初步调研。访谈资料数据来源于2011年4——5月份期间,笔者在T村进行的初步观察和调研期间选取的村庄现任书记、主任、村庄各项公共项目负责人及一般村民等15位被访者进行深度访谈,初步了解T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2011年7——8月份,笔者重返T村开展第二次调研活动。此次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具体是以户为单位、在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