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申论热点:幸福指数目前,我省可以说形成了初步的民生保障体系,包括义务教育制度、多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种养老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低保制度等一系列民生保障制度。但其内容、结构不全,保障水平不高,还不能有效满足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需要。因此,在广东建设民生保障体系,绝非“从零开始”,而是在现有的民生发展和民生保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中的民生难题,针对其体系内容、结构、水平和功能方面的缺失与不足,既创新思维,从体系整体的角度进行新的设计和安排,又充分强调要在目前各个民生项目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之上发展整个体系,并重视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强调保障范围覆盖国民基本生活的主要方面,强调保障水平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提供基础。建设民生保障体系要尽快实现三个“转变”从战略思维上来讲,要建设民生保障体系,创建“幸福广东”,要尽快实现三个“转变”:即由被动性考虑民生问题转变为前瞻性地安排民生保障;由分门别类地考虑民生问题转变为系统地考虑和解决民生问题;由“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转变为“保障民生”。具体而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重头戏,着力抓好扶贫开发、增加就业、公共教育均等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城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民生工程;要建设民生财政,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实现经济与民生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要研究建立民生保障指标体系,对民生保障问题进行动态监控与预警。全方位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调整就业结构,全面拓展三次产业就业空间实行更加积极灵活的招工用工办法在农村、城镇和企业分阶段抓好劳动技能培训理顺工资利润税收关系现代幸福观不可或缺的新元素要让“公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更加畅顺,社会管理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全省人民幸福感明显增强”。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畅顺是转型社会一种“幸福要素”在政治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中强化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及机制建设畅通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需要畅通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畅通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须凸显网络问政的示范效应【背景链接】   据11月16日《东方早报》报道,当一些国家还在唯“国内生产总值”(GDP)马首是瞻的时候,英国政府却将目光转向了“国民幸福总值”(GNH)。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近日责令国家统计局设计一套全新的统计方案,详细采集涉及个人幸福程度的数据。据了解,英国政府今后将把这些数据摆在制定和评估政策的中心位置。   对于****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英国政府在决策中引入“幸福指数”的做法似乎有些***。但实际上,一个以百姓福祉为最高追求的国家,“幸福指数”理应成为GDP的有益补充。   从世界范围来看,英国并非第一个注重国民“幸福指数”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并据此展开了诸多改善民生的实践,博得了当地民众好评;今年4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联合24名顶尖经济学家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不要过度依赖GDP等纯经济指标,建议在政策制定和评估过程中参考类似“幸福指数”的新标准;在英国之前,法国、加拿大等国政府已经开始往评估体系中引入更多反映民众幸福程度的参数。   【核心观点】   1、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相比,“幸福指数”从国民健康水准、社会福利状况、经济产出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等多个维度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综合考量,为政府部门体察民众生存状态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幸福指数”主观性较强,受地域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大,不如GDP那样可以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精准的指标化和量化,因而难以自成体系。有鉴于此,“幸福指数”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正好可以互为有益的补充。一方面,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性矛盾。各国政府努力提高GDP水平的终极目的,原本就是让民众生活得更有幸福感,而如果民众的“幸福指数”比较高,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GDP的良性增长。另一方面,纳入“幸福指数”作为新的参考和评价机制,可以检验民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和国民经济运行现状的满意程度,进而对GDP乃至“GDP主义”存在的种种缺陷进行补充和修正。   2、有关部门在追求GDP高增长的同时,不妨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幸福指数”的概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科学的公众幸福感评价标准,并以此作为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的有益参考。   3、中央明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老百姓过上舒心畅意的生活,而“幸福指数”就是这种生活的直观体现。生活有“幸福指数”,工作也有“幸福指数”,“农村人怕生病,城里人怕失业”,这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