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27年1月,鲁迅应邀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他进化论思路的被轰毁和严酷阶级斗争事实的教训,为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后期(1927-1936)“革命文学”论争前后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抵达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时在鲁迅生活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退居书斋过一种宁静安稳的学者教授的生涯,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文艺阵地上驰骋?鲁迅选择了后者,愿意在风沙扑面中奔驰,即使抚摩自己的凝血和瘢痕,也自以为快乐,这是战士的性格决定的。他于12月接编《语丝》杂志,1928年底交柔石编辑。1928年6月至1929年末,他和郁达夫创办《奔流》。1928年底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发行《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介绍外国版画。到上海后,他曾欣然同意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准备和郭沫若、蒋光慈等担任复刊的《创造周报》的撰稿人。但这一愿望却因创造社、太阳社1928年初突然向他发动攻击、被卷进“革命文学”论争的旋涡而未能实现。创造社成员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点名批判了叶、鲁、郁、郭、张,认为鲁迅作品“反映的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郭沫若认定鲁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鲁迅则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批评左的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批评他们中某些人的官僚主义,指出革命者应该“不在批判自己”,认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在论争中,鲁迅购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使本来就思想敏锐广博、社会与人生阅历丰厚的鲁迅,很快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大约在1929年,鲁迅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1929年下半年,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停止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并参与了发起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工作。“左联”时期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选为常务委员。实际上,“鲁迅是旗手,是盟主”,“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韧性战斗精神,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左翼文艺的发展壮大,建树了丰功伟绩。他先后编辑或参与编辑的左翼刊物有《萌芽》、《文艺研究》、《巴尔底山》、《十字街头》,出版了奴隶丛书,为扶持、培养左翼青年作家呕心沥血。为了捍卫左翼文艺,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杀害“左联”作家的罪行,沉痛悼念遇难的战友。他在自己的新旧作品全部被国民党查禁时,以“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的策略,继续发表创作。他积极参与了左翼文学阵营对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国民党反动派扶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论战。同时又以敏锐的思想眼光,对“左联”内部的不良倾向,诸如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论战中的“辱骂”、“恐吓”行为,对战友施放“暗箭”的举动,“左联”某些领导人“工头”、“奴隶总管”式的恶劣作风,以及他们在解散“左联"问题上的无原则和言而无信,都作了严肃的批评。这使鲁迅处境十分艰难,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然而,在关涉到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上,鲁迅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一致。他冒着生命危险,列名于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他和瞿秋白、冯雪峰、胡风、柔石等共产党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一针见血地戳穿托派离间他与共产党关系的阴谋,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引为“同志”。(与共产党的关系:1932年,陈赓将军的养伤;瞿秋白被通缉的避难在上海,同鲁迅成挚友,鲁写瞿挂对联:“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就连方志敏同志罹难前,无法与党中央联系,托人(被说服的看守)将自己的《可爱的中国》及给党中央的信交给鲁迅转交给党。)对中国革命的满腔热情和高度使命感,激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