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编者按: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一个“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主持人:
潘功胜人民银行副行长
发言专家(按发言顺序排列):
李扬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阎庆民中
纪志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盛松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王国刚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向松祚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中经济学家
常健巴克莱资本中经济学家
2008年的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触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深刻的反思,以及一系列的金融改革。5年已过,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否更加稳健,如何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吸取教训?重温历史,以史为鉴,有利于让我们在未来走得更远、更稳、更好。
9月16日,中国金融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共同举办“回望金融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五周年研讨会”。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会。会议由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主持。
李扬:“新常态”挑战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个转折点。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基本结束了上一轮的好时光,全球经济进入到深度的调整时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导致此次危机的旧患基本上没有消除。经济发展方式扭曲,发达经济体过低的储蓄率、过高的消费率;经济结构扭曲、产业空心化过度发展;金融结构扭曲、财政结构扭曲等,没有一个问题现在被解决。第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过度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继续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等。第三,全球经济结构
失衡的问题没有得到改善。
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一个“新常态”,三个多月前在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确认了这一趋势,会议公报称:“由于政策不确定、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财政拖累、信贷中介受损以及全球需求仍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全球经济继续表现疲弱。”可以看到,这个“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等,一件件都在发生。
这种情况下,危机通过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货币战争”。世界已经是货币泛滥:美联储量化宽松,欧洲央行为了解救欧债危机也发放贷款,日本央行也推动超级量化宽松,中国2008年危机后四万亿投资使得M2重攀高位,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将整个世界连在一起。货币泛滥自然会导致价格也“打乱仗”,各主要国家间的汇率也变动不居。
美国在这次量化宽松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了市场的方方面面,结果相当复杂,量化宽松退出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其影响。量化宽松退出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影响相当复杂,并且无经验可循,操作难度高,时间长,不可预测。
危机中无人能幸免。现在主要表现在发达经济体排挤出大量的资本,流入了新兴经济体,催胖了这些经济体各种各样的价格,形成繁荣景象。当这些资本回流的时候,新兴经济体会立刻显示出结构性矛盾,经济减速、通胀压力增大、股市暴跌、国际收支恶化、资本外流、本币汇率在剧烈的波动中急剧贬值等问题。
有些人也因此唱衰中国,我想明确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其他国家易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有结构性缺陷,存在贸易长期逆差、国内储蓄率很低、外汇储备短缺等问题。中国现在刚好相反,贸易顺差数字很好、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充裕。中国的问题是结构的问题,实体经济层面上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开始进入减速通道。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结构:一是产业结构,中国在三个产业中,现在制造业已经低迷,必须发展服务业,遗憾的是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二是生产要素新情况叠加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生产要素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过去中国劳动投入很高,资本投入很高,技术进步缓慢,现在劳动投入下降,资本投入从过去百分之三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几了,金融进步依然缓慢。
更严峻的挑战是来自洋(行情,问诊)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行情,问诊)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 、“多边服务业协议”(
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间形成了新的“神圣同盟”,中国被边缘化了。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已经不满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及其运行规则。为了重建其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他们正另辟蹊径,甚至试图建立新的WTO。
中国要积极应对挑战,要搞清楚新的规则要义,新规则是将发达经济体国内的反垄断规则全面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其主要倾向是提高各国正常经济交往的门槛。其中最重要的门槛,就是所谓“竞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