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和评价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造了美国旧教育和建立了美国新教育,其功绩是公认的。汉德林在《杜威对于教育的挑战》中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转折时期,美国教育急需强烈激荡和震动的关头,杜威掀起的波澜是壮阔的,其意义是暴炸性的。这个论断很有道理。美国19世纪末兴起的进步教育运动,以杜威的理论为旗帜,其排山海海之势正表明杜威的思想切合时势之需。当然,杜威在美国长期遇到对立面。以贝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派和以赫尔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派,都注重文化遗产和永恒真理的教育价值,反对杜威的主张。贝格莱于1938年组织要素教育学会,针对中小学改革提出了纲领;赫钦斯于同年著成《美国高等教育》,系改革高等院校的名作。要素教育论者倡说文化遗产构成文明的人类社会,教育不能徒重一时性的生活之需,削弱吸取文化财富的努力,导致文明社会的崩溃。永恒教育论者说真理是亘古不朽而不随时间、空间幻变的,教育昧于满足当前需求而忽略培养热爱永恒真理的美德,是因小失大,因为“由理智美德的培养所构成的教育是最有远大之用的教育”。赫钦斯讲:“教育是从事人的智力发展的工作。”“如果要通过使人们获得最重要的学科知识来发展他们的智慧力量,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命题开始,那就是和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信念相反,实践和经验的资料对我们的用处是有限的,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给我们以知识,而且是重要的知识。
”两派一致尊重基础学科和基础知识,指责实用主义为非理性主义。
杜威的教育理论遭到更严厉的批判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的朝野。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说:“本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对比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的不同。”这将“引起另一次美国教育变革”,以适应“分裂的世界”和“核武器的时代”。海军中将李科弗在《美国教育——全国性的失败》中指出:“苏联以贫困而不民主的国家竟然培养出大量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应在美国教育中产生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必须借此在教育上创造奇迹。他指出,苏联卫星上天意味着苏联在国防、生产、科技方面正对美国的领导地位进行挑战,呼吁“具有训练的人力只有从彻底改造的教育制度中来培养,这种教育制度要有跟美国当前教育制度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比较高的学术标准”。教育学者贝斯特早在1953年也曾说:“真正的教育就是智慧的训练。”又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教育工作,我们就不能用次等的智慧训练来叫我们的安全去冒风险,正如我们不能用武库中次等的武器,来叫我们的安全去冒风险一样。”他甚至说美国教育工作者“满足于废弃智力的价值而在智力的和文化的真实中,为发展教学技术而发展教学技术
”。这种反理智主义的歇斯底里不仅威胁着学校,还威胁着自由本身的存在。伴着一片责备而来的是颁布《国防教育法》,派遣苏联教育团考察团,重视科学教学,编著高难度的教材,加强师资培养,等等。无奈欲速则不达。到60年代,人们又对杜威重新估价。印第安那大学的万·梯尔在1962年发表的《进步教育果真过时了吗》一节中说:“过于性急的掘墓人随着20世纪前进,必将发现他们误认的死尸恰恰是有极大强大的生命力的。”西尔曼在1970年发表的《教室里的危机》一书中说:“改革派学者忽视了以往的经验,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理解他们所涉及的问题几乎都曾被杜威等人早已阐述过了;也不知道他们想搞的工作,都曾被杜威和富莱兹纳早就阐述过和搞过了。”曾被视为反面教师的杜威居然又被重新肯定了。
杜威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享有权威,而且享有国际权威。20世纪初期,杜威的教这说通过凯兴斯泰纳而传之德国,通过克拉巴柔而传之瑞士,通过拜梯尔而传之法囝,通过芬德来而传之英国,以后便更陆续地传之众多国家。以英国为例,英国里丁大学教授伯纳德在《英国教育史》中说:“杜威虽是美国的教授,但对于英国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国为杜威的许多论点切合英国实情。伯纳德把英国教育者沛西
·能和杜威作了比较,沛西·能把教育目的确定为发展个性;就不能和广大社会隔绝,像建筑在沙漠和深山中的修道院一样。伯纳德说:“事实上,学校乃是社会发展的策源地。没有任何人曾像杜威那样充分地理解这一事实的含义和应用。”沛西·能本人同样称赞杜威是解放教师的智力的伟人。英国最有权威的哲学大师罗素说:“任何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感到兴趣的人,应当特别对美国进行研究。就我看来,本世纪内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最杰出的成就产生于美国。聪明机敏的美国在其粉碎欧洲的桎梏而取得成功时,已经发展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崭新眼光,这主要是詹姆斯和杜威的研究所结成的硕果。”又说:“杜威的见解,我几乎全然同意。”以法国为例,巴黎大学于1930年授予杜威和爱因斯坦荣誉博士时,该校文学院长称杜威是“美国天才的最伟大最完全的体现者”。有人说这个赞扬出自法国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