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未来出来逻辑思考研究论文
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并演化。其形成与演化的逻辑,与政府主导的基本体制背景和资金由缺转余的基本经济背景有关。1996年之前,资金的短缺,使得政府的金融控制,主要着力于动员资本。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扮演着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以获取城市和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短缺要素——资本。国家工业化和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推动了金融分割以及正式、非正式农村金融体系水平竞争格局的形成。行政抽取机制的存在,使得“资金离农”和“机构离农”成为必然。1996年后,资金供求形势逆转,由短缺走向过剩,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悖论,使得各种类型意图支农的政策安排相继出现,一个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正在形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伸展,凸显了城乡间、工农间产业利润率的巨大差异,农村经济的固有特征,也不利于其留住和利用资金。相对于城市,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反而在趋于恶化。由此,金融机构的政策响应,往往是以“口号支衣”,代替了“行动支农”。认识市场逻辑的存在,有利于认识农村融资难题的形成;跳出市场逻辑,才有可能考虑从农村金融、农村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着手,真正缓解农村的金融约束。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体系;行政抽取机制;金融政策
以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79]56号文,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为标志,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建设。在这30年中,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相伴随,尤其是与中国资金的供求形势变化相伴随,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将在以政府主导金融发展为基本体制背景,以资金余缺状况为划分依据,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变革,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阐述其形成和发展逻辑。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主权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