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日本人带来了数万面太阳旗分发给北京人,北京城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日军个人也参与抢掠,但与其它国家军人相比,他们更为“优雅”,而且多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冈村宁次认为:日军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国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闭塞、对国际事务缺乏理解、缺乏宽容和怜悯弱者的仁义教养等”......>>>日本陷入了作为“闷骚”的两难处境:既想浑水摸鱼,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觉和恐慌,多干少说、甚至干了也不说,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在“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的背后,是丝毫不亚于北极熊的贪婪和冷酷,并在三十年后彻底暴露出了野蛮之师、虎狼之师的真面目……北京皇军1900八国联军中日军“仁义之师”之幕后【雪珥著作《国运1909》入选“新浪中国好书榜”总榜,详情查询】【版权声明:未经许可,严禁任何平面媒体转载。网络转载者,请务必注明出处。】北京终于沦陷了,却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遭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当时女性的时尚颜色)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受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子一样令人胆寒。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似乎并没有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下讨生活的北京人最为向往的和平之地。日军作为“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自此登上国际大舞台。满城尽披太阳旗日本人的精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三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顺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洋人们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Japan”(属于日本),试图阻止洋兵们的进入。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表示顺从,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它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而北京老少爷们最端得出手的一句英文口语是:“”(别开枪,我们是好人)。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所有人都将自己打扮成了“万恶的拳匪”的受害者,热忱地探试着新主人,“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文明”军队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用中国人,成为新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日军在占领区内几乎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赞赏。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King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Weekly)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