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美关系之轨
 
周琪
    中美的基本分歧“中国威胁论”从未真正绝迹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有两个基本的因素始终左右着两国关系:一个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共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政治制度趋向于使两国疏远,共同的国家利益趋向于使两国接近。至今仍然是如此。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冷战开始后的长时期内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敌视,并被当作美国在亚洲的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为此,美国在台湾扶持国民党政权,长期阻碍中国的统一,它还同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打了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然而,共同的国家利益会使两国忽略政治制度的差别,在共同利益足够大时,两国之间甚至可以建立一定的信任,结成战略伙伴。从1947年冷战开始到80年代末,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如乔治·凯南在其1947年用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文章中所说主张的,“长期地、耐心但坚决地和强有力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
”。但是,当1969年一向以反共立场著称的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后,他开始用全球战略眼光来看待中国。
    美国当时最主要的担忧是来自苏联的威胁,在它看来,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中期重建了其全球实力。而越南战争使美国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并促使美国领导人重新评价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此时,尼克松政府着手调整外交战略,希望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对付苏联的更大的实力,并推动苏联在同美国缓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同时,调整美国的亚洲战略,减少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也是美国打破同中国关系僵局的原因之一。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将可能使美国体面地撤军,此外,由于苏联对北越的军事援助都是经中国的运输通道输入的,美国希望美军撤出越南能使中国关闭运输通道。为此,在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缓和关系的姿态,包括放宽对同中国的贸易和美国公民访问中国的限制,并于1969年10月表示将停止自1950年6月起开始的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此时的中国正好也有同美国和解的需要。1969年3月中苏边境冲突之后,中国越来越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并实际上把苏联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中国希望寻求一个协同抵制苏联压力及其在全球扩张的力量。
    就这样,中美双方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走上了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道路。然而,众所周知,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政治风波改变了这一情况。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而认为中国是美国敌人的公众从19%上升到39%。此外,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欧集团的瓦解等,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占了优势,中国也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先锋。同时,苏联发生的剧变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美国同中国共有的战略利益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苏联崩溃后,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失去意义”的想法开始在美国政界蔓延开来。
    冷战结束之后,政治制度的因素继续起着明显的作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批评就是其基本表现,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在与他们相同的民主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克林顿总统更是明确地认为,
“走向民主是人权的最好保障”。他把民主看作是推进人权最好的方法,相信如果实现了民主化,人权必然得到改善。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安全、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在国外促进民主”。
    至于台湾问题,说到底,也是政治制度因素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美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偏袒台湾,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仅因为“台湾是美国的老朋友,不能抛弃它”(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语),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人的眼中,在台湾解除党禁,特别是在1996年实现“总统”普选之后,更特别是在2000年通过选举实现执政权力和平转移之后,它已经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假如一个“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用武力来统一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台湾,这无论在美国人的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美国保守派人士还不愿意看到,中国可能由于两岸的统一而增强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成为对美国更大的威胁。
    美国对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在美国看来不是民主国家,因此不能信赖。虽然事实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远不及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更不要说美国,在短时期内也绝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努力却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关注,
“中国威胁论”从未绝迹。
    共同利益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对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