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10讲、
我国食物贸易比较优势结构
问题的背景
台湾与大陆食物贸易结构变动
比较优势与食物贸易结构
世界食物贸易结构演变趋势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的第三种选择
(研究和发表背景)
粮食和食物(grain versus food)
——背景和问题
改革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高速推进,伴随着产业部门间比较优势结构变动。这一过程对我国粮食和食物经济提出许多全新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凭藉我国比较优势,在进一步参与世界食物体系进程中,实现我国食物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政策调整。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但对谷物以外食物则很少提及。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
这个暗含假定在围绕布朗对中国未来食物状况预测的讨论中表现出来。例如,布朗依据对我国以及全球粮食形势的极端分析,提出“谁来养活中国”问题,并预言中国未来谷物进口会给世界造成饥荒。
他对中国整个食物供求前景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仅仅建立在对中国谷物生产、需求和贸易的片面观察和分析基础之上,不仅没有分析,甚至根本未曾提及我国谷物以外其它主要食物的未来贸易趋势。这反应出作者的思维逻辑中暗含着一个假定,认为中国未来谷物贸易趋势与整个食物贸易大体等同。

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食物经济分析专家将布朗预言视为笑谈。然而有关发表物中无人提及布朗分析中上述暗含假定的潜在问题。相反,类似假定暗含在有关中国食物经济的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文献中。
这类研究一般能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往由此得出中国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此创造的外汇收入将足以支付食物部门的净进口。

有关讨论中国内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主流观点,倾向于强调我国国内谷物生产系统有能力自行满足未来谷物需求增长。但也经常看到谷物和食物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结果谷物与其它食物产品在比较优势和贸易趋势的可能差异,亦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上述广为流行的认识假定,合理性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它忽视了食物部门内部的结构属性。
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同食物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大不相同。给定我国要素禀赋特征,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我国谷物进口很可能因为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而增加,但由此不能推导出其它主要食物的竞争力亦必然会下降,并与谷物同时甚至在相同程度上成为净进口产品。即使面对急剧经济结构转变及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在谷物及部分食物自给率趋于下降的同时,其它某些食物应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为给大陆食物贸易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对象,首先观察台湾过去三十年来食物贸易结构演变。由于台湾与大陆同样具有人均耕地较少的特征,它在工业化期间食物贸易变动情况对于认识大陆现今及未来食物贸易演变趋势不无参考价值。

50-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经历了急剧转型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5年197美元增长到1995年12439美元;%%。经济起飞时期,台湾总起来看是一个较为开放经济;劳动力丰富,但人均可耕地资源匮乏。依据传统观点,台湾工业化应当伴随食物部门比较优势下降的过程。
这一预测部分得到证实。台湾谷物贸易由1965年从小规模净出口部门,到70年代变为净进口部门;90年代谷物年净进口值达到近10亿美元之巨。奶制品和饲料也是重要净进口对象。主要由于谷物进口增长,%下降到1990年约40%。
但食物出口也大幅增长。以价值计算食物部门直至90年代中期保持净出口地位(SITC的0类产品)。三类食物对出口贡献卓著:
1)“肉类及其制品”(SITC:01);
2)“水产品”(SITC:03)
3)“水果与蔬菜”(SITC:05)。
时间顺序:水果与蔬菜早在60年代是出口主力,但是净出口在198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1994年已成为净进口食物;水产品70年代成为出口主力,但是到90年代进入徘徊不前平台。肉类产品直到80年代早期才成为重要的净出口食物,90年代成为食物部门中最大净出口产品。

可见台湾高速工业化时期,食物贸易结构变动不仅包括谷物等食物净进口上升,也包括其它若干食物净出口增加。三类食物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盛衰周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即使在高速工业化期间,台湾食物部门亦并未“全盘皆输”。相反,过去三十多年间实际发生的,是一个食物交换食物的演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