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运输合同典型案例篇一:运输风险及案例分析案例案例14 本案虽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但所涉纠纷并非产生于运输过程中,而是承运人在货物尚未装船前就出具电放提单,使托运人误以为货物已出运,在原定船期被取消后,货物改由空运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因此,本案涉及的主要焦点为,承运人在货物未装船前签发提单的法律责任,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与减损措施的合理性,以及本案是否适用承运人迟延交付的赔偿限额问题。一、承运人擅自签发预借提单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海商法》第74条的规定,提单上注明承运船舶和装船日期的可视为已装船提单。参照《海牙规则》第三条第7款,经过注明装货船名和装船日期的物权单据,且载有应有项目,即应成为“已装船”提单。因此本案中被告虽未将货物装船,但其签发的提单有效且注明了承运船舶、航次,以及装船日期xx年8月6日,应视为已装船提单,原告有理由认为货物已按约出运。海上货物运输中的承运人分契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两种。我国《海商法》中并无明文规定何谓“契约承运人”,但结合其对“实际承运人”的定义可以推断《海商法》中所指的“承运人”理论上为契约承运人,即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契约承运人虽未参与货物的实际运输,但其受所签提单以及相关法律的约束,享有与实际承运人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应适用和遵守我国《海商法》第二节所列明的“承运人责任”。本案中,被告向原告签发了以自己为抬头的提单,后又向案外公司订舱,属典型的契约承运人。本案原告在托运单中载明该批货物船期,且其与华灵工具厂的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货物于xx年8月6日出运。被告作为契约承运人为了使合同顺利履行,应当关注船舶的到港日期,然其直至原定船期约一周后才将航次被取消的情况告知原告,存在主观的懈怠履行。且被告在货物尚未装船之时签发已装船提单,违背了合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应当赔偿原告损失。二、关于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不论是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在计算损失赔偿额时都应当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可预见规则起源于法国民法典,繁荣于英美普通法。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规定:“如债务人的履行并非欺诈时,债务人仅就订立契约时所预见或可预见的损害负赔偿责任。”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74条也规定,赔偿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经知道或者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我国《合同法》也采取可预见性规则对损失加以限制。然而实践中涉案双方往往正是在何为“可预见”、何为“不可预见”的判断问题上争执不下。构成“预见”需符合三个要件:1、预见的主体为违约人,而不是非违约人;2、预见的时间为订立合同之时,而不是违约之时;3、预见的内容为立约时应当预见的违约的损失,预见不到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列。一般情况下,应以理性第三人(社会一般人)的预见为依据, 即以一个合理人的标准来考量违约方是否应当预见或能否预见。如果理性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就应视为违约方应当预见或能够预见,而不论违约方实际上能否预见。若违约方主张自己的实际预见能力低于理性第三人的,则应由违约方承担举证责任加以证明,并可据此进行抗辩。若受害人主张违约方的实际预见能力高于理性第三人的,则应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加以证明。本案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船期为xx年8月6日,被告作为契约承运人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清楚托运人对船期的要求,以及未能及时出运可能给托运人带来的损失,因此被告应当关注船舶的到港日期并在货物装船后签发提单。然被告非但未按约出运,还在货物尚未实际装船出运前就向原告出具了已装船提单,使原告有理由相信货物已如约出运,自己与华灵工具厂间的合同已顺利履行,自然不会再去催告被告履行合同。而直到一周后原告才得知货物根本未装船、自己已构成对华灵工具厂违约的事实,且由于被告告知的时间太迟,原告已丧失再度安排海上运输的机会,这无疑是由被告签发提单时的心存侥幸以及忽视船期的主观怠慢所致。被告作为专业航运公司,在客户对船期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应当清楚出运时间的紧迫性,并且预见到货物迟延出运将可能导致原告不得不采用更加迅速也更为昂贵的方式按期发货。因此,原告为避免赔偿损失的进一步扩大,采取替代方式出运货物所产生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三、关于原告采取空运方式是否属于合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