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论文)
独笑真成梦
——黄庭坚书法艺术论
翁泽文
内容提要
北宋的禅悦之风与市民文化对黄庭坚的书法创作及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庭坚的楷书以行楷为主,风格近于前人,个性并不很突出,其成就主要在于对前人的继承。
黄庭坚的行书主要发展了苏轼书风,并具备“不俗”的气息,甚至比苏书走得更远。其创造性是“宋四家”中最强的。论者多以为其行书脱胎于《瘗鹤铭》,其实是受到“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启发而顿悟笔法。
黄庭坚的草书以狂草的成就最高,体现了强烈而深厚的“禅意”,为历代禅书的最高典范。论者对其狂草多存误解,不是对其中的禅意无法领会,就是未能将北宋之前与北宋时期的禅宗区分开来,或者以为书法的文辞内容就是书法的内容。其实,他是以狂草的形式表现沉寂无我之境,作品的深层意蕴是“禅”、“顿悟”和“清净佛性”。其狂草与张旭、怀素的狂草存在实质性区别:张旭是“唯情派”,其狂草是主观、热烈而感性的,是借助作品的线条笔触表现“人性”;黄庭坚是“唯理派”,其狂草是客观、冷静而理性的,是借助作品的结构关系表现“佛性”;怀素则介于他们二者之间,属于“情理兼具”,既承接了张旭,又启迪了黄庭坚。
黄庭坚在书论上反俗倡雅,认为“脱俗”重于工夫;而要脱俗,则必须多读圣贤之书。崇尚“韵”,认为体现“书卷气”的脱俗之书即为有韵之书。认为书法只是精神寄托的手段,旨在陶冶性情,体现了儒家“游于艺”的思想。
关键词
黄庭坚禅意禅书狂草唯情派唯理派情理兼具人性佛性脱俗韵
一、历史背景
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但迄今为止对他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参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对黄庭坚的艺术历程作了较完整而简要的概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其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艺术作出新的阐释,试图发掘其深层内涵,还原其真实状态;还对其书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旨在使人们对其人其艺其道有一个全面而明晰的认识。
研究黄庭坚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创新,自然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前代相比,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宋人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北宋是中国文化和艺术思想发生巨变的关键性时代。与汉唐时代拥有辽阔的疆域不同,北宋的版图明显狭小。而且,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其北方有辽、金,西北有西夏、高昌、龟兹、于阗,西南有吐蕃、大理,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权把原本辽阔的中国版图分割得七零八落。其中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一向对宋地虎视眈眈,滋扰不断,并数次大举进犯,使北宋政府蒙受了巨大的外来压力;而治域内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地主的兼并田地,又迫使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王小波和李顺、方腊、宋江等相继揭竿而起。这种形势对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而言,真可谓内忧外患了。遗憾的是,北宋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因此而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者固然不少,而伤感忧郁、孱弱畏惧者似乎更多,他们自觉朝不保夕,忧心忡忡,导致一部分人看破红尘、参禅修道,投身于佛教禅宗的怀抱;而另一部分人则产生及时行乐的思想,不乏寻花问柳、醉生梦死之举。因此,禅悦之风和市民文化便成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社会生活的两大特色。
在佛教禅宗“中国化”的历程中,以唐代慧能对禅宗的改造为基本完成的标志。慧能之前的禅宗讲究坐禅静修,慧能则认为得道成佛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坐禅,而在于是否“明心见性”,顿悟“无我”及“空”,否定了一般佛教寂灭入定、形同槁木的修行方式,目的在于泯灭差异,摒弃执着,达到绝对的空无。因此,慧能完全摆脱了一般佛教的限制,使禅宗成为佛教中最特别的一派,为禅宗的社会化、世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至北宋时,禅宗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在他们中间掀起了一股“禅悦之风”。“禅悦”意为耽好禅理,心神恬悦。《华严经·净行品》云:“若饭食时,当愿众生,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广弘明集·梁武帝摩诃般若忏文》云:“愿诸众生,杂染著相,回向法喜,安往禅悦。”北宋时的禅宗,已经完全不同于东汉安世高所传授的印度禅学,也不同于慧能改造之后的唐代禅宗,而演变成一种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产物,它已经不是一般的佛教,而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与其说它属于宗教,毋宁说它属于哲学。当时的文人禅僧化和禅僧文人化是同样普遍的现象。而修禅则是文人士大夫提高精神境界及求取仕途坎坷后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北宋禅悦之风的盛行,直接影响到黄庭坚的书法风格。不能真正理解禅宗,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黄庭坚的书法艺术。
北宋的商业贸易空前发达,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便生动地再现了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商肆林立、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与其他古都如长安、洛阳等不同,汴梁的水上交通十分发达,黄河与贯城而过的汴河、五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