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归属与超越:档案学学科属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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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属性问题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方向,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基础地位。笼统地说档案学是综合学科、应用学科或管理学科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学术期待,事实上,建立在具体实务基础上的学科,诸如银行学、图书馆学、土地资源管理等等,都具有综合学科、应用学科或管理学科的某些特征。而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社会科学化”和“人文科学化”诉求,也是一厢情愿的依附,并最终导致档案学本身缺乏学科独立性和创新性。需要对这种依附状态进行适度颠覆。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
“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
”,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
“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