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双重话语空间:
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1
何舟陈先红2
【内容提要】
在新媒体背景下,存在着两个明显对立而交错的话语空间:一个是官方话语空间,主
要以官方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一个是民间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
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本论文以双重话语空间为分析框架,通过对 2003-2008 年间
的 11 个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探索性个案研究,总结出以下三种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模式:
(1)公共危机传播的官方模式为封闭控制、单向宣教和双向互动三种模式,(2)公共危机
传播的民间模式为揭露模式、抵触模式和肯定补充模式,(3)不同的互动模式呈现不同的政
府危机公关效果,在“封闭控制 VS 揭露”互动模式中,政府危机公关呈现出散布、揭露、
谴责、批评、愤怒等负面效果,在“单向宣教 VS 抵触”互动模式中,则呈现出混乱、反驳、
不信、冷漠等负面效果;在“双向互动 VS 肯定补充”模式中,则呈现肯定、赞扬、补充、
参与等正面效果。(4)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影
响和改变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公关应对模式。
【关键词】
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官方话语空间民间话语空间
一、检视双重话语空间
双重话语空间的形成是基于中国双重转型社会特征、多元传播生态环境、中国媒体双
重属性、新闻报道框架、新闻实践类型等诸多因素。中国社会正同时经历着从从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型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体现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
式”的“双重社会转型”(王雅林, 2003)。中国双重社会转型引致了重大的社会变化,使中
国的整个国家体制悄悄地转变至一个非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手机短
信、播客等互动媒体形式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如边缘弱势群体、NGO 组织、民间压
力团体(Pressure groups),凭借新媒体获得话语权,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原来处于绝
1 本文为 2008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公共关系策略研究”( 08BXW026.)的研究成果
之一。
2 何舟博士为香港城市大学媒介与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陈先红博士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支配地位的政府“单级”转化为“多级”,同时全球传播的语境使得某个区域性的突发事
件往往会演变成为一场跨国性的、跨文化的公共危机,因此,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传播就成为
了一个多音齐名、众生喧哗的“话语场”(史安斌,2008)。很多国内学者都对各种不同的“舆
论场”、“话语场”以及民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何舟、李金铨、黄煜、潘忠
党,陈力丹、刘建明、邵培仁)。何舟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政治/经济“拔河”模式,
并以“党/国营舆论公司”的概念来反映现今的官方媒体组织既要服务党/国舆论又要迎合受
众舆论的特质。
在新闻范式与新闻框架层面,也存在“党的新闻事业范式”和“专业主义新闻”两大范
式的区别(Chan& Lee,1991;潘忠党,陈韬文,2004;) 学者们或者以专业主义的理论来
研究传播者如何在中国双重话语现实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标准(如陈韬文、潘忠党、陆晔、郭
中实等);或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播者如何在双重话语现实中克服自己的“心
理矛盾”(何舟);或者从新媒体和自媒体的角度,探讨政治传播者在官方媒体和新媒体/自
媒体之间的游移和转换。在双重新闻范式之下,新闻实践活动也体现出明显的双重特征,具
体可以分为“政府报导”和“民间报导”两种类型(李艳红,2007;):“政府报导”主要体
现为对政府部门的行动和政策的记录,在信息源模式上主要以政府部门作为唯一或者主要的
信息源。“民间报导”在新闻文本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对“非政府/国家”的市民社会成员及其
相关成员的采访。信息源主要以民间社会,以及涉及事件的民间社会成员。政府报导模式和
民间报导模式的分野,可以从消息来源、新闻主体和文本形式三个指标来判断(夏倩芳、张
明新,2007)。
何舟教授在《多重话语空间的表述及传播效应》一文中指出: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存
在着两个明显对立但有交错的双重话语空间:一个是官方的话语空间,主要以官方大众传播
媒体、文件和会议为载体;一个是非官方即民间话语空间,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
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两个话语空间的交错、互动产生了一些人类传播活动中有趣和相对独
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既可以反证西方的一些传播理论,又可对其进行挑战和修正。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以中国双重话语空间为出发点,在公共危机传播研究方面进行一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