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同时也是如何引进、努力吸纳西方观念和思想,并使其合法化的历史。与之相应地,试图抗拒与消除西方思想的影响,竭力从自身文化中寻求正当资源的努力则呈现出另一种历史面相。就前者而言,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国人的认知图景不断拼贴重组,学术社会科学化的弊端日益凸显。尽管跨学科构想的呼声日涨,试图冲破西学条块分割的壁垒,却难以拯救中国传统整体人文地图被蚕食鲸吞的命运。就后者而论,突出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新儒学此起彼伏,这些思潮表面看似一种直接抵抗的姿态,实际上不过是前者问题意识的引申而已。如所谓国学热兴起的背后其实是现代民族主义的诉求,与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深层考量密不可分;当代新儒家则借韦伯式问题旧话重提,大谈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中西概念之间的渗透交融始终处于纠葛不清的状态,同时对相关知识的辨析与讨论也呈现两极对立的态势。因此,要理解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走向和经验,就有必要从相互纠葛的概念中梳理归纳出若干问题予以辨析。本文拟从规范化与本土化、田野与文本、化约论与语境论三对概念入手进行讨论,借以管窥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变革轨迹,进而对西方社会科学如何规范和影响中国史学研究做出反思。一、学术自主性的建构:规范化还是本土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讨论中,规范化和本土化不时会在各种场合频繁出现,大意是要表达中国学术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须保持其自身特性,使两者趋于平衡。只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词的使用比较分散,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其成为焦点对象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杂志发起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把大陆甚至海外相当一批优秀学者卷入其中。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讨论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学者的议题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实施学术规范化的必要性上,甚少涉及本土化的实质性讨论。那么,这种态度是有意回避还是不经意地忽略了本土化问题的重要性呢,在当时语境之下,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提出,可以选择两条不同的讨论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既然两者本身存在二元对立,当我们单独考察其中一个概念时,它与另外一个概念之间形成的张力所折射出的恰恰是社会科学与人文传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两者在学术价值意义的研判上互不相让,长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与其如此,还不如把两个概念并置讨论,这样是否能多少弥合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寻求出一种共融互存的模式呢,第二条路径是把本土化仅仅看作社会科学日趋规范化之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者至少应该处于并列状态,实际讨论时却最多把本土化看作规范化的衍生现象。长期以来,本土化在大多数学者的视野里确实并不具有自主意义,不具有独立讨论的价值,本土化的成败往往被认为应该取决于规范化的成功与否。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讨论基本上选取的是第二种路向,即把本土化看作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个延伸式表现,或者是辅助性选择。其中隐含的一个想法不便明说,那就是中国学术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规范化,本土化就无从谈起。换言之,学术规范化制约着本土化的最终命运。这样的决定论语式让笔者想起了中国史学界曾流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经济充分发展了,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就能随之迎刃而解。可后来中国改革的事实证明,两者完全不是一种因果论式的单向决定关系。通过加强学术规范化带动本土化研究的思路隐含着深刻的内在紧张,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提升既然如此强烈地依赖学术规范化的实现程度,而中国历史上又从未有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建置,那些不合规矩的传统散漫学问自然都无法用社会科学的标准衡量规范。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就很容易被置换成:中国学术规范化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工作是否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与准确性。更具体地说,所谓规范化最后极易被压缩成一个简单表述,即西方经验的横向移植是否足够充分,业已成为中国学术能否实现真正突破的关键,本土化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导向中遭到了彻底的悬置。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对西方经验的广泛移植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真正由此建立了起来,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当中国学术日益走向规范化时,其本土自主化的程度也可能在逐步削弱。本文目的不是权衡裁判这场讨论之得失,而是以此为切入点***历史学受规范化影响和制约之后所遭际的现实命运。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往往与西方各种思潮方法的引进与使用密切相关,也可以说走的是漫长的规范化之路。自梁任公提倡新史学以来,各种西方概念蜂拥而入,逐渐占据了中国历史学的解释舞台。这种转向并非主观意志所能完全左右,而是中国逐步向世界开放的必然后果。梁任公发起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