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身份变更探析
摘要:二十世纪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典案例,它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和斗争、妥协和退让之后才逐步走向了有序发展的健康轨道。在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经历数次身份变更的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发挥了重要的协调、磋商作用。本文在对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身份更迭进行历史追朔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并探讨了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对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身份变更;福尼亚州
一、加州高等教育协调管理机构的四次身份变更
(一)“加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的诞生
加州长久以来拥有探究其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地位和职能的杰出传统。早在1919年,加州政府就建立了负责调查州内所有教育事务和各类学校之间关系的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加州教育是否取得预期效果。联合委员会认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新建师范院校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最难处理,并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协调委员会或者其他机构,以改变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尤其是师范学院和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1]1931年,卡内基教育促进会发布了著名的《苏扎罗报告》(Suzzallo Report),该报告提出4条建议:即加州大学董事会把州立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州立学院)吸收过来,扩充董事会成员;结束州公共教育督察长的选举,改由州教育委员会直接任命;州教育委员会由州长任命;成立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2]由于该报告未能充分考虑到加州政治文化的力量和逐渐扩张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因此,所提建议遭到诸多抵制,前三条建议均被否决,只采纳了成立
“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一事。加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the State Council On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于1933年正式成立,由 9名成员组成,包括加州大学校长、加州公共教育督察长各1人,加州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大学理事会联合提名推荐的7名成员。[3]协调理事会的职责是:研究影响加州公立教育系统和加州大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并通过公共教育总监(督察长)和加州大学校长向加州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大学理事会提出相关建议。[4]
(二)从“加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更改为“加州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大学理事会联络委员会”
“加州教育规划和协调理事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研究加州各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初步明确了初级学院、州立学院和大学各自的办学定位。虽然协调理事会对加州高等教育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做了研究和承诺,但由于它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其承诺总是遭到加州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大学理事会两个机构之间的对抗性抵制而无法兑现。协调理事会所拥有的权威太有限以至于无力缓解两大对抗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它建议创设一个能够有效改善两大系统关系的对话平台,即在州教育委员会和大学之间组建一个新的协调管理机构,这个机构要在立法院制定法律之前商讨提案和在自愿的基础上尽力调节两个委员会之间的问题。1945年1月13日,加州大学校长罗伯特
·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主持召开了由州教育委员会代表和加州大学理事会代表出席的一个非正式会议,达成了成立“加州教育委员会和加州大学理事会联络委员会”(A mittee of Th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一致意见,认为“联络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加州公立教育系统在组织机构上的任何重大变化,包括院校合并、升格及增加新的性质不同的项目。一年后,由加州教育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校长和两个机构分别选出的3名委员共8人组成的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
联络委员会成立之后,陆续发布了三份著名报告:即《加州高等教育需求调查报告》(A Report of a Survey of the Needs of California in Higher Education),又名《斯特雷耶委员会报告》(The mittee Report)、《加州高等教育需求调查报告》(Survey of the Needs of California in Higher Education)和《加州高等教育需求再研究》(A Restudy of the Needs of California in Higher Education)。这三份报告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对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部分的职能定位上:《斯特雷耶委员会报告》清晰地阐述了高等教育系统中每一部分的目标和任务,即大学、州立学院和初级学院不要一味谋求升格,而要各尽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