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不成样子的怀念》第一部分人与时间对于我来说,人的纪念就是时间的记忆,就是生命的见证。活到七十岁了,一想,那么多师长关心过我,帮助过我,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多年轻人令我神往,令我怜惜,而又禁不住对他们说点什么。而一代一代的人活得都那么不容易。而他们也是和我们或者更年轻的人一样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的冲动与计算,一样的得失与矛盾,一样的诚挚与悲欢,也一样的冒傻气和软弱,有时候却又是豪气满乾坤。我不想"审父",也不想在子侄辈们面前一味地被审。我对师长们有时确实是感激涕零,但又不想仅仅是感激涕零。我只能平视他们。在视他们为师长的同时视他们为益友,好友,诤友,需要关爱的老人。如果仅仅从年龄上说,他们处于"弱势"。对于比我年轻的人,就更是这样了,我非常羡慕他们,也知道他们未必能避免我们年轻时的幼稚与冒失,自以为是与自我作古。同时我特别想从他们身上得到冲击,好保持自己老得慢一点点。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他们――更年轻的一代的。我渴望的是一种相通,一种直言,一种不被什么代沟不代沟囿住的爱心和善意。写人的时候我带着几分二愣子劲儿,因为吾爱吾师吾友,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所以才爱吾师,敬吾师,爱吾友,哪怕由于过分直言而被友人痛恨一时。请问,如果对于友人还不敢说实话,一辈子还有机会讲几句实话呢?而始终不讲实话,不是活活要憋死了吗? 当然,我写到的也仅仅是管中窥豹,只有一斑而已。是为记。《不成样子的怀念》第一部分胡乔木——不成样子的怀念(1) 一九九二年秋,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参加华拉纳节作家周的活动,应澳艺术理事会的邀请转赴悉尼。到悉尼的第一天,得悉了胡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当即给他的遗属拍去了唁电。对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我的反应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因为,他们习惯于以“保守派”与“改革派”、“强硬派”(或鹰派)与“温和派”(或鸽派)、“正统派”与“自由派”的两分法来划分中国的一些人士。这种简单化的划分,实在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无二致。同样的简明,同样的粗糙,有时候是同样正确,有时候又是同样荒谬。按照这种粗糙并有时荒谬的“两分法”和角色的派定,王某人不应该与胡常委(他逝世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顾委常委)相互友好。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他也讲到,马、恩等虽然有很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对文艺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去论述文艺问题,并没有建立起一种严整的文艺学体系。他说:“我这样说,也许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惜,也许是顾虑于“大逆不道”的指责,人们未能见到乔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吸收了这个思想,虽然这篇文章使一些人至今如芒刺在背而难以释然。我举例问到了关于对毕加索的评价,我想知道他个人是否欣赏毕加索,我也想知道在中国,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他的回答出我意料,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难于接受毕加索。”我以为他的回答流露着某种苦涩,也许这种苦涩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觉造成的。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其后不久乔公对《当代文艺思潮》上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大发雷霆,于是我看到了此老的另一面。他认为徐的文章是对革命文艺的否定,认为《当代文艺思潮》这本刊物倾向不好,他甚至不准旁人称徐为“同志”。这使我觉得他处理问题有时感情用事。我告诉他,《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是一位“好同志”,这位同志曾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做文字工作等等。乔木的反应是:“那就更荒诞了!”随后,他谈此杂志时的调门略降低了一些。一九八三年春节我给他拜年。他读了我的小说《布礼》认定我的爱人一定极好,便责怪我为什么不带爱人来,并且立即命令派车去接。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