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遗址探秘观众在参观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资料照片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资料照片    “良渚文化遗址群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    2月14日,杭州雪后初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教授率领20多位师生,专程到良渚博物院进行学术交流。    像邓聪教授这样对良渚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的,大有人在。    70多年来,在经历了一次次“轰动世界”、一次次“石破天惊”的发掘之后,随着历时10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的公布,良渚遗址的神秘面纱被渐次揭开。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联名发表的《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间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这一结论表明,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已改写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的认识。“黄河中心说”被颠覆    1936年,当24岁的业余考古学家施昕更站在这块土地上时,可曾感到这份神秘?这位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在此发现并试掘了6处以黑陶和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双年轻的手拉开了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工作的帷幕,而他的考古发掘也被公认为是我国东南地区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从此,良渚这个江南小镇,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揭开了5000年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长江流域逐渐与黄河流域一起,共同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摇篮。    良渚博物院院长蒋卫东对记者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以黄河为中心,江南属“化外之地”。二十世纪初掀起的考古热,陆续发现了周口店、西阴村、殷墟、城子崖等遗址,都为“黄河中心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良渚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    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尽管如此,“黄河中心说”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占主流地位。    直到1973年。    “1973年是良渚考古的又一个里程碑。”蒋卫东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一九八号墓的发掘,首次使得琮、璧、钺这些长期被定为‘周汉古玉’的玉礼器,回归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之中。可以说,玉礼器的发现快速改变了对良渚文化内涵的认识,提升了良渚文化的地位。当年《光明日报》对此也做了报道。无独有偶,1973年浙江对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7000年前发达的原始稻作农业、精美的刻纹黑陶,以及漆器、象牙等艺术品。这些考古发掘成果颠覆了‘黄河中心说’: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丝毫不落后于黄河流域,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此后苏秉琦教授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即中华文明起源多中心说。”    蒋卫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迎来了辉煌期。1986年,反山墓地的发掘震惊世界,11座墓葬出土3000多件玉器,这是迄今为止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是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