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当前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激烈讨论
文坛警示的缘起
今岁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特别推出的语言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教授的新著《文学的危殆》(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被称为西方新批评阵营内的“起义”。托多洛夫从法国文坛现时情势出发,几乎全盘否定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法国兴起的西方“新文论”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等领域的实践,给其贴上了“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三段式标签,称此文论将生动繁漫的文学研究缩微成纯粹的概念探讨和技术性求索,偏离了文学宗旨,给法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祸。夫唱妇随,托氏之妻南茜·哈斯顿(Nancy Huston)曾以小说《断裂线》(Lignes de faille)获去年法国“女性文学奖”,今夏在接受《世界报·教育周刊》采访时,积极唱和夫婿的论断,坦言现代法国文学脱离生活,患了“精神分裂症”,是对文学天职的背叛。她特别强调,纯技术性的文学批评形成“偏航”,而这一偏离与当代法国小说的相对贫瘠不无关联。
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从拉伯雷到保罗·梵乐希》一书作者马克·弗玛罗里(Marc Fumaroli)继之“揭竿而起”。在接受《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他用更激烈的言辞指责新批评在法国文学教育领域故弄玄虚,酿出苦果。他指摘一帮自称注重“科学性”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追随者们占据国家教育决策机构,为患公民教育,导致三代人的
“民族惨况”。且看,所谓具有“超验性”的语言学善于炮制莫名其妙的术语,在学校将优秀的文学诗文欣赏变成戒条式沉闷乏味的概念游戏,使学生兴趣索然,更失去了滋养思维、陶冶性情,抵御消费社会传媒种种弊病的重要职能。弗氏甚至嘲笑说,现行的文论研究枯燥得如同洗衣妇的账目。同时,这位院士把矛头指向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借以出名的“新小说”,申斥彼类形式主义的作品蓄意抹杀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感情,陷入写作者的自我膨胀,全失文学创作中启智度众的人文主义飞升。
谈及这种偏离的原因时,茨维坦·托多洛夫毫不犹豫地将之归咎于结构主义,认为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专制造成当今法国文学极度缺乏活力,乃至在死胡同里徘徊。同弗玛罗里院士一样,他也抱怨前卫的年轻作家无视文学与世情的关系,放弃在叙事中描写人生的传统,将文学创作贬低为简单的文字游戏。这里,他主要指新小说派作家,更牵扯到伴随新小说、新戏剧和电影新浪潮存在的新批评。令人吃惊的是,茨维坦·托多洛夫先生曾经是一位新批评家,特别是结构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曾几何时,他自相违背,突然开始回首反思。
托多洛夫的心路历程
托多洛夫原籍保加利亚,1939年生于书香门第,四五岁时就能阅读《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乃至少年版的《悲惨世界》《雾都孤儿》《塔拉斯贡的达尔达兰》和一些苏联小说。上中学后,他又接触了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幼小年纪的托多洛夫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樊笼中,他渴求自由天地里的
“真实生活”。进入索菲亚大学后,校园内意识形态的禁忌使他更受压抑,感到只有文学可以避开主流言语,不自觉地渐渐滑向对作品所含意义的弃置。他觉得一切都是先入为主的判断,惟有形式主义的探索才是自由的。于是,他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下勤力朝着文学形式理论家的方向发展。1963年,他去国到巴黎定居,学文早成,自然而然地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产生浓厚兴趣,进一步研究起文体结构和叙事样态。他集次翻译了1920年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文献,同时又结识了修辞学家钱拉·热奈特(Gérard te),俩人大论是弘,一道为缔造“结构主义批评”的深层理论效力。自兹,他加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新批评行列,名声鹊起,俨然成了一位权威,势倾文坛殿堂。如今,凡研究此术者言必称托氏。托氏著作等身,先后发表了《结构主义诗论》《散文诗学》《恶名与善诱》《批评之批评》《世界的新紊乱》《欧洲人的思考》等三十余部学术专著,为文学修辞考究和结构主义批评参照要籍。其《语言科学百科辞典》更为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必备,影响至今不衰。
早在1968年,托多洛夫就在《诗论》中搬出20世纪初俄罗斯文论的形式主义派及“莫斯科语言学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倚重技术术语,对诗歌进行语言学研究,探求其固有价值的一整套理论,为新批评运动造势,拓展疆界。曾同托氏合作的亨利·麦绍尼柯当时批评他将诗歌研究局限于对一个作品进行重言式描述,认为那忽略了形式与涵义的统一,显得荒诞不经。麦绍尼柯确信文学与生活密不可分,倡言文学分析要突出创作生命力,消除形式主义。亚里士多德《诗论》研究专家彼埃尔
·奥本克也说不能让诗歌的能动性萎缩成抽象的概念。然而,托多洛夫居守继续求新的前卫,他在《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