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皇权政治的变态——《东晋门阀政治》读后  田余庆教授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是对门阀政治这一尚无定论的政治体制细致分析和见解独到的一本书。作者旁征博引,钩沉发微,以广阔的视野和细致的笔触,运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门阀政治的形成、发展以及消灭。与其前的大多数学者不同,作者认为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与东晋同处一隅且颇多相似之处的之前的孙吴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均不在门阀政治之列。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变态,它源于皇权政治且终将归于皇权政治。皇权政治从秦以来,就成为纵贯两千年封建历史的政治形态。皇权政治中的诸如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权下移等,都是或依附于皇权,或来源于皇权,从皇权中演化来的。东晋门阀政治正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它从总体方面来说,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形式,与秦汉专制皇权一脉相承;但从具体上说,它又不是真正的皇权政治。因而才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正是这种变态,让我们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看到了夹杂着名士风流与权势纷争,夹缝于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皇室司马家的别具一格的东晋百年历史。作者正是用他的如椽之笔在描绘这幅历史画卷的同时,将门阀政治剖析的淋漓尽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第294页)田余庆教授短短几句话,说出了门阀政治形成、发展和覆灭的根源。笔者自知水平有限,难以将田教授在书中所阐释的思想尽皆写到,甚至有一些问题笔者也并未完全明白。笔者认为本书从东晋一朝的政治史出发,在对百年历史的娓娓道来中,将对门阀政治的理解融会其中。因此,本书既可作为东晋政治史的启蒙读物,也能给研究门阀政治和专制皇权关系、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发展、少数民族问题、文化对政治的影响等很多问题的学者和受教育者以极大的启发和益处。因此,本文将先依原著的思路,从东晋一朝的历史以及先后出现的门阀政治的各代表家族出发,阐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算作为本书的概括;然后再就田教授所提出的门阀政治的三个条件逐一做出分析,对于一些问题做出力求全面的解释,并且提出笔者的些许想法。希望笔者也能****得田教授之万一,让此篇文章既可作为其著作的介绍,又能对门阀政治进行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的开端司马家的政权是接替了曹魏政权的,手段似于曹魏接汉,都是难得的柔和与文明。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晋王朝好像也承接了曹魏的短命。在司马家戴上皇冠三十四年以后,便相继发生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晋惠帝不及中人的智商自然无法与平定七国之乱的汉景帝相比,西晋政权顿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本来是司马家手足之间的争权夺势,但流民内迁和民族起义的参与使得当时的战争朝着改朝换代的方向发展。八王之乱后期形成了以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的对峙局面,且双方又在胡族各引党羽为援,这便为“八王之乱”向“永嘉之乱”的转变,乃至“永嘉之乱”向“五胡乱华”的转变奠定基础。自此北方落入胡族之手,这也间接上成为东晋偏安一隅的原因。琅邪王氏与司马睿渊源已久,司马睿的祖父就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而在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峙中,琅邪王氏又在司马越的阵营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王衍便是例证。王衍可谓司马越的心腹,司马越的诸多决策便是王衍之谋。后来司马越命琅邪王司马睿渡江南下、出镇建邺,也有王衍的谋划,并且有其同族人王导兄弟的随从。其后北方胡族日趋强盛,司马越与王衍以及诸皇族几尽死于胡人之手,然而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成为王朝仅存一脉在建邺植下根基,为东晋王朝的建立提供可能。果然,当居于长安的愍帝被匈奴俘虏以后,司马睿都于建康,建立东晋,史称元帝。司马睿并非皇室大宗,在皇室中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更是疏而又疏;且就其称帝前的所作所为来说,又在皇室中既无威望,也无实力,更无功劳。他虽然出镇建邺,但仍是在司马越的掌控之中,所以并非当时的权王。因此司马睿本无在江左立足的余地。这样一个人,好像并不具备称帝的资格。但是当时由于北方战乱,追随司马睿南下的,除了王导兄弟之外,又有众多的高门大族,以及司马越府中的士族名士。这些南下的士族在江左亦无基础,为了家族的势力在江左能够继续维持甚至得到发展,同时也因为对于奉晋室正朔的渴望,他们便自然将目光投向据江左有利地位的司马睿。司马睿对于士族的这种目光,无疑是欢迎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睿与士族找到了共同利益:司马睿利用士族名士的支持登上皇位,而士族从皇权的荫庇甚至“开国”的功勋中得到了在江左重新发展的条件。于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在江左水到渠成。琅邪王氏是在门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