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龙港标本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15期出版日期2010年07月19日  共有 0 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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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港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兴于放权,困于扩权,个中矛盾,堪称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鲜活样本。此样本也标示出:如果不能突破当下行政体制、财税分配体制束缚,所谓“强镇扩权”终是权宜之计
《财经》记者朱雨晨实****记者潘国建
从温州市区向南78公里,即来到苍南县龙港镇。
龙港大道两侧,成片的工业园区、随处可见的银行网点、星级宾馆和鳞次栉比的高层住宅区,依次映入眼帘。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楼堂馆所、酒肆商场,应接不暇。
此情此景,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并无二致。
但进入龙港镇中心,又是另外一番情景:高峰期的各个方向的路口,红绿灯难以奏效。私家车、出租车、人力三轮车、公交车、货车和行人汇集。交警、协警逐一疏导,车流人流只能缓缓而行。
眼前的一切,又提醒人们,虽然龙港下辖近40万人口,拥有189条街道,在行政格局上,依然只是个镇。
2010年6月底,国务院五名参事赴温州,专题调研温州市龙港镇等五个经济强镇的“扩权”改革进展。“强镇扩权”,其核心便是向人口和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强镇”下放财政、人事等县一级权力。
据一位参加6月底参事调研座谈会的人士称,会上县级财政、土地、规划等部门都力陈此次改革的难度颇大。一位参事也坦言,在不突破当下行政体制、财税分配体制的前提下,“强镇扩权”不过是“权宜之计”。
然而,强镇走向城市的步伐不会停止。几乎与参事调研同时,龙港镇已开始编制新一轮十年城市规划。
回首龙港过去20余年的发展历程,兴于放权,困于扩权,个中矛盾,堪称中国式城镇化的一个鲜活样本。
农民造城
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些农民在龙港造城的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
龙港所在的温州南部苍南县,在地理区位上可谓“温州的温州”。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作为海防前线,国家投资极少。此外,在上世纪80年代高速公路、铁路尚未修建之时,多山的温州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当时从杭州到温州需车行十几个小时。温州人自我揶揄的话是,“三面环山、一面朝海,只有‘死’路一条”(温州话中“水”和“死”同音)。
温州南部的几个县,更集中体现了国家投资少、区位劣势明显等特点。
苍南县在1981年3月由原平阳县沿鳌江一拆为二而来。县政府所在地灵溪镇属于山区,发展空间较小。时至今日,每到雨季,灵溪镇还经常由于排水不畅而出现内涝。因此,苍南县设立之初,县政府就考虑在鳌江边的方岩下至下埠一带,建立县域的经济中心。此地就是后来的龙港镇。
龙港镇对岸的鳌江镇,在分县之前就是整个平阳县的物资集散中心。龙港建设之初,也是以鳌江镇为样本,以鳌江水系为依托建立港口,并完成了“三通一平”等基础建设。根据1982年的《龙江港区总体规划》,当时苍南县给龙港的定位,便是苍南港口以及全县物资集散中心。当时县里为龙港规划的人口发展规模是,,。
温州市委党校朱康对介绍说,在龙港建镇之初,苍南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周边乡镇居民到龙港定居,如召开物资交流会,提倡和鼓励个人建房等,但效果不彰,人气依旧不旺。
直至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公布,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打通了龙港农民造城的政策通道。苍南县政府于1984年2月向温州市和浙江省提交报告,要求允许务工、经商、从事服务行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即不纳入国家的粮油供应体系——到龙港镇、灵溪镇落户。
实际上,早在龙港建立之前,其周边的工业化便已萌动。
龙港所处的苍南县江南片区历来人多地少,上世纪70年代末时人均耕地就不到半亩。迫于现实,当地农民只能自谋发展。当时的金乡、钱库、宜山各镇,分别产生了以家庭工业为主的特色产业。如金乡人发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各高校急需校徽、饭菜票。金乡人抓住此机遇,逐渐形成了铝制标牌、硬塑料片的产业群落。
至龙港建镇时,整个苍南县共拥有6500个万元户,其中6000多人都在上述三镇。自理口粮入城的政策一出,这些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便涌入龙港,就此构成了龙港人的主体,自然而然地,他们的产业也转移到了龙港。
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基本都已脱离了农业生产,户籍上的农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束缚。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这些农民在龙港造城的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创造***。
多年以后,回顾当年为何义无反顾地进城,第一代龙港人的回答很朴实——“当了城里人,就能娶城里媳妇”“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做城里人不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