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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
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
纪骏杰
国立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发表于「第一届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处,1996年11月。
摘要
      环境正义是近年来环境社会学中发展最迅速,运用范围最广的领域。它的最主要关怀是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愈来愈严重的今天,少数族群与弱势团体的土地与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基于此,在实质上,环境正义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它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在程序上,环境正义主张充分的信息、公开听证、民主参与、赔偿以及生态复原的权利。本文并以全球及台湾原住民为例,说明环境正义观点的研究取向及其规范性意义。 
壹、环境社会学的兴起      
            
  在十九世纪,当社会学刚开始发展时,一方面社会学的鼻祖们如孔得及史宾赛大量的借用生物学的基本观念,尤其是关于演化及生物组织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后来的社会学家们却努力的试图摆脱成为「生物学分部」的一员,及远离「生物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的影响(dunlap and catton, 1979)。e ritzer甚至曾主张,早期社会学理论是依与生物学理论相反的方向而开展的(ritzer, 1983: 401)。也就是因着这个关怀,社会学主要理论流派的创始者,尤其是涂尔干及韦伯等人,均将他们的研究范围限定于人类社会之内,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甚少着墨。而即使马克思早期对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如土地与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下被掠夺的情形(marx, 1867/1967),马克思后期的著作并未对这方面的议题继续做有系统的探讨。
上述现象,一方面正如benton(1994)所认为,为了保持与生物学及心理学的明显疆界,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排除了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的探讨。另一方面,在科学、工业及资本主义正带给人类无限的物质进步之际,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限制或影响的想法,在当时是不容易立足的。因而,社会学的传统就在这种前辈们建立起的「排除自然环境」之筐架里建立,直到本世纪中叶(goldbaltt, 1996)。 
到了1960年代,主要受到rachel car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之影响,美国社会开始对自然环境及人们可能对其造成的破坏开始产生关怀。部份社会学家也重新开始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而「环境社会学」也在七0年代正式成为美国社会学社的一个领域(dunlap and catton, 1979)。有关环境社会学在七、八0年代的发展及其主要关怀与论述,国内外已有许多文章讨论过,本文不拟多费篇幅说明(请参阅dunlap and catton, 1979; catton and dunlap, 1980; buttel, 1987; 萧新煌,1980)。简单而言,此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环境社会学论述有两方面,一个是有关环境价值的,另一个是有关环境的政治经济学。由catton与dunlap(1979,1980)两人所提出的「新环境典范」(new ecological paradigm)主张人类应重新认识自己在生物界中所扮演的的依赖,而非主宰之角色,并从而建立一个非剥削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schneiberg(1980) 则是由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环境与社会间的不兼容关系,并申论现行的政治经济体系何以无可避免的导致生产的无限制扩张以及污染的持续恶化。这些作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试图借着探讨环境与社会间的关系来挑战与开拓传统社会学想象的疆界。然而,除了在环境社会学本身领域之外,社会学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重大的改变。到了八0年代中期之后,环境社会学也俨然的成为了社会学的一个稳固的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走向「专门化」,「科学化」,甚至「客观化」之路。根据buttel(1987)的说法,例行化(routinization)之后的环境社会学主要的研究面向包括下列:新的人类区位/生态学,环境价值、态度与行为,环境运动,科技风险与风险分析,以及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与环境政治。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估与社会影响评估也成了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9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一连串的全球环境危机之警讯,包括车诺堡核灾变、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温室效应、有毒废料污染、物种消灭、甚至水资源匮乏等,工业化国家人民开始认真地关切环境问题。联合国更于1992年